(二)鲜明特点
1、曹洞宗僧人与明遗民的密切关系
清朝兴起,明朝灭亡,许多士子官宦,不愿沦为异族,纷纷隐居深山老林,后人称之为明末遗民。遁入佛门的明朝遗民不少,被称为“遗民逃禅”、“遗民僧”。在湖南的僧人中,遗民僧不少,创岐山仁瑞寺的懒放禅师就是明末进士。释敬安说:“(懒)放固明末进士,不屈为僧,与定南王孔有德有旧。王高其节,檄于此建招提,终其隐,寺田千亩,土豪觊觎之。咸丰间粤寇起,托充军饷,遂占其业。”[⑩]懒放吟“甘为浮水萍,不作附松萝”,最能代表遗民僧的心志和独立的人格气节。在衡阳出家为僧的明代旧臣还有石隐行照。石隐行照于清顺治间从金陵来衡阳,居寺,任方丈。
湖南曹洞宗遗民僧有常宁大义山净讷禅师(?~1670)的弟子智缵,是明朝进士,宗旨洞彻,是净讷的得力弟子,常主法座,圆寂时年高九十余,著有文集若干卷。
麓山寺智檀嗣法弟子有弥嵩传灯(1632~1690),他虽不是逃禅遗民,但却是孝昌遗民郑某之子。国亡家破之际,从广化顿悟和尚剃染,具戒于金陵宝华山见月律师,得法印于岳麓檀公,为中兴麓山寺第二代祖。曾居南岳中庵,开堂于清凉,有语录《三会录》,诗有《中庵后草》、《五言古》、《云海山居》若干卷行世。弥嵩示寂于康熙庚午(1690),世寿五十九,僧腊四十七,嗣法弟子文惺阿诺[11]。
明末遗民僧中,有士大夫、举人,有的还是进士,有知识,有文化,为佛教注入了新鲜血液,提高了僧侣的文化素质,导致了佛教内部僧侣结构的变化和风格的演变。他们优厚的社会资源和活动能力,使佛教的影响力有所增加,与社会上层的关系较为密切。
由于佛教与前朝遗民的深厚关系,儒、佛在思想、学术上相互影响增强。湖南清代大儒王夫之与佛教的关系,很有代表性。王夫之举人出身,清兵南下,曾举兵于南岳方广寺抵抗,失败后,退至广东肇庆,效力于南明政权。明亡后,隐居于南岳、衡阳一带,发愤著述,著作有一百多种,四百余卷,800多万字。是集中国古代唯物主义与辩证法之大成的思想家。
湖南曹洞宗僧人与王夫之关系十分密切。王船山的家乡衡阳县金兰乡附近的别峰庵、东山紫云峰一带,正是曹洞宗云门系僧人活动的区域。在王夫之数十年著述生涯中,他与僧人有广泛的交往,与他们一道讨论禅学,并精于禅理,在佛学上造诣甚深,对佛教的出世与入世、佛性与诸法是否真实,对相宗经典、禅宗机锋、律宗源流等都持论精审,出入自如。王夫之作为湖南著名思想家,他的佛教思想对后世如魏源、郭嵩焘、谭嗣同、杨度,乃至对近代有较大的影响。
清初,江南各地,反清复明的遗民情绪非常激烈,读书人逃禅隐居,著书讽世;习武人则四出奔走,伺机起事。这些活动遭到清政府的残酷,对曹洞宗僧人的生存际遇产生巨大冲击。明末遗民芥庵与一批遗民住在长沙岳麓山尖峰寺,抵制清朝官吏易服、蓄辫的强制要求,受到打击[12]。这一事件,使芥庵差点丢掉性命,还株连到长沙麓山寺智檀,致使智檀禅师被逮捕入狱半年之久,受尽严刑,刚刚恢复元气的麓山古寺僧人被迫四散逃走,仅余一半疯半痴僧人。半年后,智檀虽经人救出,逃往别处,最后死在外地。智檀的法嗣弥嵩传灯,是遗民之子,师父遭冤狱时,因行脚外地才逃过一劫。
由此可见,佛教的兴衰与社会的治乱、政局的稳定或动荡息息相关。
2、僧人著述及其文化品位的提高
明清时期湖南曹洞宗僧人著作简表
从上表可见,明清时期湖南曹洞宗僧人著作可观,约有四十余种之多。从著作形式而言,有对经典的诠释,有佛学专著,还有对儒道经典的诠释,数量较多的是语录,有的被收入《嘉兴藏》。这些著作反映了明末清初湖南佛教的状况、特点,出家人对佛教和社会的认识,是研究湖南佛教乃至中国佛教的重要资料。
尽管清雍正皇帝曾下诏,要求僧人不可学作文章诗词,要以专心修道为务,僧人的诗作还是很多。僧诗是僧?四谛那楦械男凑?,也是僧人之间、僧人与外界相互酬答之纪录,反映这一时期湖南僧人慈悲为怀、爱国爱教的感情,还是僧人与士大夫之间联系的桥梁。清末,麓山寺僧笠云芳圃因擅诗词、工书法,在湖南士大夫中有广泛的影响。笠云芳圃等岳麓寺僧人时常与郭嵩焘、王先谦等社会名流往来,结碧湖诗社,笠云与八指头陀均是社员,他们的诗词成就和“国仇未报老僧羞”的爱国爱教的高尚情怀,使佛教界的声望大为提高。
频吉智祥是明清时期湖南曹洞宗僧人著作最多的一位,共计十一种.此外,《元洁净莹语录》也是智祥编辑的。频吉智祥的著作丰富,有经典注释三种,还有融合释道两家的著作《庄子启蒙》,以及语录、偈颂、诗集等。其中频吉智祥的经典注释《法华授手》和《禅林宝训笔说》最有影响。
《法华授手》是频吉智祥对《法华经》的注释本,共四十卷,前面是《法华经科判表》,然后逐句逐段注释。语言简洁,句段之前有言简意赅的提要,注释后还有小结。《法华授手》出版后,在湖南地区广泛流行。清末,道阶法师在衡阳、耒阳等地多次讲过《法华授手》,频吉智祥的根本道场衡阳佛国寺,曾刻印过此书。《法华授手》被收入《嘉兴藏》。
《禅林宝训笔说》是《禅林宝训》的注释本。《禅林宝训》四卷,南宋净善重编,收录南岳下十一世黄龙惠南至十六世佛照拙庵等宋代一百多位著名禅师的嘉言懿行,警世教训,凡三百篇,被作为德育教材,盛行于丛林。《禅林宝训》的注释本很多,频吉智祥的《禅林宝训笔说》被教界公认是注释中最好、最具特色的,流通广泛,有较大影响。慈光寺的禅净学院的课程大纲就是选用智祥大师的《禅林宝训笔说》,为初学佛者的入门书。中台禅寺对《禅林宝训笔说》有较高的评价:“此书古来即盛行于禅林,内文总三百篇,所选均属佛教精简警世上乘作品。”
频吉智祥读《禅林宝训》四十年,深得其中妙旨,以禅门前辈的嘉言懿行指导自己的言行。他在《禅林宝训笔说序》中写道:“予自参学以来,读之已四十春秋,如饮醍醐,如餐妙药。立身接物之际,间尝窃取一二言,奉为典型。虽不能媲美乎前贤,亦或者不见哂于今世。”“古人抚育情深”,“作之记之,诚不啻嚼食餧婴,苦心极矣”。令频吉智祥忧心的是,际此末法时代,禅门风气呈涣散之势,即使熟读先辈的教训,而行之、效之者日见稀少,“而究之后人,行之犹登渺莽,难于措足,鲜克有珍之惜之,而心醉神酣者也。”晚年,有禅人请智祥说法,宣讲《禅林宝训》,频吉智祥已力不从心,于是写成讲稿,命弟子代说。日积月累,渐成规模,取名为《笔说》。成书后,智祥感到,笔说与口说相比,宣化更为方便,可以“不拘时,不择地,续微学于将坠,发妙理于浅近。风柯月渚,语遍溪山。” 对学人的影响更为广泛。他深切期望“学者肯綮深思,细心穷玩,融古人之言为己言,通古人之志为己志。斯则匪惟弗辜前辈嚼食餧婴之婆心,而亦不负今日白首青灯之朽志也已。”由此,可见频吉智祥拳拳教化之心。
《禅林宝训笔说》之所以受到教界喜爱,是因为它确实具有突出的特点:串讲简明清晰。《禅林宝训》所选为丛林著名禅师具有教育意义的言论,虽然“其文理优游平易,无高诞、荒邈、诡异之迹。”但因为它的读者对象是初入佛门的信徒或僧侣,需要启蒙教育。明清时期,大部份出家众文化水准不高,即使是“文理优游平易”的读物,其中的人物、背景、字词还是需要解释。但这种解释又不能太过烦琐。《笔说》的注释讲解就详略得当,简明清晰,寥寥数语,串讲明白。《笔说》的另一突出特点是,每篇原文的前头有提纲挈领的提要,对初学者领会禅师言论的主旨有很好的提示作用。如“此篇训人守节义,毋恃外势也。”“此篇言丛林之兴衰。在德不在法也。”串讲完毕,还有评论或劝勉。《禅林宝训笔说》广泛流行,为佛门所喜爱,充分说明僧人高扬道德、节义的文化品位和重视人文关怀的价值。
3、“江湖禅宗网络”重现生机
湖南在中国禅宗的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禅宗南宗五派的一些开宗立派的禅师,如南岳怀让、马祖道一、石头希迁、沩山灵祐、仰山慧寂、药山惟俨、龙潭崇信、云岩昙晟、德山宣鉴,都与湖南有密切的联系。他们活动在湖南、江西两省,形成唐代禅宗以湖南、江西为中心的形势。尤其是马祖道一、石头希迁两位大禅师门下,四方学者辐凑,时称“江湖二甘露门”。参学者,从江西到湖南,从湖南到江西,来来往往,十分频繁,人们称为走“江湖”,表达了禅宗僧人虚心参学、门派间频繁交流的情景。“江湖”一词,后来演变为老练世故、卖艺为生的意思,与原意相去甚远。湖南、江西禅宗形成一个关系至为密切的网络,反映当时禅宗的兴盛局面,对禅宗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3]
“江湖”禅宗网络的重要人物石头希迁唐天宝(742-755)年间入南岳,住南寺。希迁弟子惟俨、道悟最为著名。惟俨住持澧州药山寺,法嗣昙晟传洞山良价。洞山良价传法于江西洞山,良价传曹山本寂。良价、本寂师徒共同创立了曹洞宗。
王夫之《宝宁寺志叙》说:“宝宁西南岳,东江西,二茎之所自,以精相灌,以息相呴,以阴相荫,以华相丽,阐缓凝停于其中。” 说的就是湖南攸县的宝宁寺在唐朝江湖禅宗网络中,具有枢杻、桥梁地位,是青原、南岳两系交往中心。宝宁寺所在的湖南攸县,位于湘东、赣西,是来往于江湖间的僧人必经之地,宝宁寺的繁荣占有地利与人和的优势。宝宁寺僧长髭和尚、石室善道、宝宁勇是唐朝三位著名禅师,前来参学的僧侣络绎不绝。仅宝宁勇禅师在攸县一地就创建禅寺11所,可见这一时期江湖禅宗之兴盛。
湖南禅宗到宋代以临济宗为代表,达到鼎盛,元以后日渐衰落,尤其是曹洞宗活动转到北方,在湖南少见踪迹。明中叶以后,湖南禅宗有所复兴,临济宗与曹洞宗纷纷在湖南建立道场,有影响的高僧也不少。“临天下,曹一角”是指中国佛教史上长期以来,禅宗以临济宗与曹洞宗最为发达兴盛,而临济宗的势力又强于曹洞宗。但是,明清之际,就湖南的实际情况来看,曹洞宗远不止“一角”的地位,具有与临济宗平分秋色、旗鼓相当的份量。
从活动的道场来看,临济宗的主要道场是宁乡大沩山、浏阳石霜寺、南岳福严寺、湘阴神鼎山、邵阳武冈胜力寺等,都是临济宗天童系弘储及其弟子、木陈道忞的弟子五峰如学、远庵本仹、天岳本昼以及破山海明的弟子,活动的地区在湘西、湘中、长沙、湘北一带。而曹洞宗僧侣活动的道场,长沙麓山古寺、南岳南台寺、常宁大义山、衡阳紫云峰、湘乡荆紫峰、狮峰、攸县保宁寺等,都是湖南极有影响的道场,而无学幻、元洁净莹、且拙净讷、肺山智檀、频吉智祥,不论是实修实证、锻炼弟子,还是著书立说,以及弟子法嗣数量,都不逊于临济宗。
明朝,曹洞宗弘化地区扩大至江南,在湖南呈复兴景象,使沉寂多年的江湖禅宗网络焕发了生机。不过这一时期的江湖网络,除江西、湖南外,还应加入浙江。
无学幻参敬堂法忠于庐山,弘化于湖南南岳及湘乡、永州各地;湛然圆澄活动于浙江会稽、径山、嘉兴;石雨明方活动于浙江;瑞白明雪曾继圆澄主显圣寺法席,主要活动于湖州弁山寺,人们以“弁山”称之,又迁江西虔州崆峒寺、洪州百丈山百丈寺,大唱曹洞宗风。元洁净莹,跟随师父瑞白明雪在弁山、江西一带活动,到过澧州慈云寺。至于万峰智韬、频吉智祥、肺山智檀、且拙净讷,或参学于浙江、江西,或主法席于浙江弁山、江西云岩、百丈山、等地,可见当时湖南僧人在湖南、江西、浙江之间穿梭来往之频繁。
与唐朝禅宗网络相同之处还有,地处湘赣两省之间的攸县宝宁寺,也重现当年禅宗活动中心的景象。宝宁寺,座落在湖南攸县黄镇乌井村。唐天宝10年(751)长髭旷所创建。长髭旷,攸县人,从南岳石头和尚得法后,回到攸县空王台隐居,株茅斩棘,将空王台开辟为道场。长髭法嗣石室、法孙圣寿勇三代禅联,弘扬佛法,名声大振。从唐五代至宋元期间,保宁寺香火一直很盛,是湖南名蓝。保宁寺地处湘赣边区,成为佛教名山南岳、江西两系的交往中心。著名的 庞 居士、李行婆以及云岩昙晟、三圣慧然、杏山鉴洪(江西)、长沙景岑、道吾宗智、仰山慧寂、石霜云盖等著名大师都先后到保宁寺活动。宋仁宋时,杨岐仁勇大师,慕保宁勇之名,两次来保宁寺过化传法。由于攸县宝宁寺在佛教禅宗史上的特殊地位,吴立 明老 先生曾说,保宁寺是国宝级的佛教道场。
明清时期宝宁寺的中兴景象,从湖南著名思想家王船山的两篇叙言中可以看出。王夫之《宝宁寺志叙》说:
万峰和尚……既唱宗风,遂修胜地。刹竿特建,妙旨斯宣。莲歌答响,灵钟发韵。辨其异同,判其昭曶。援紫 云 先生之明微,显宋仁勇师之化迹。……不但得主于青原,克家于百丈已也。近者樵迳分风,虹桥判雨,诤言盈室,蕉鹿难求。宝宁左顾而间寻思之径,右眄而驾蹄踏之驹,汇其岐流,挈其交领,良法界之大观矣[14]。
《宝宁万峰大和尚语录叙》说:
万峰禅师具眼当颅,破心出汗,频伸一攫,威震日天。掀崆峒之狮窟,倾百丈之鲸波,继白云端而起,为吾衡摘出青芙蓉七十二朵,堆堆垛垛,向一切界,照天烛地。住乐山,住宝宁,云轰月朗……[15]。
由此可见,明清之际,宝宁寺继唐代以后,再一次成为联系江西(青原山,石头希迁“寻思之径”)、湖南(南岳,马祖“驾蹄踏之驹”)诸地僧侣的枢杻、活动中心,“良法界之大观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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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吴立民主编《禅宗宗派源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58~492页。
[②] 《新续高僧传》五十五卷,见《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932页。
[③] 《五灯全书》、《禅宗宗派源流》附录I“中国禅宗宗派法脉传承图”。
[④] 《(同治)常宁县志》卷十三,仙释。
[⑤] 《新续高僧传》卷二十四;《湖南省志》第二十七卷《宗教志》第90页。
[⑥] 麻天祥:《中国禅宗思想发展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3月版,第443页。
[⑦]《禅宗宗派源流》附录I“中国禅宗宗派传承图”智檀列于净符名下,另外据《湖南省志?宗教志》,第一篇第二章第一节当代重点寺院“麓山寺”之条,记“清代麓山寺诗僧辈出,先后出了智檀、文惺、天放、笠云等,皆曹洞宗僧人……”。
[⑧] 《海潮音》第一卷,庚申(1920)第四季,释僧度《虎岑集稿》,上海古籍影印本《海潮音》第二册第435页。
[⑨] 《海潮音文库》第三编佛教传记。
[⑩] 《新续高僧传》第二十六卷,《高僧传合集》第862页。
[11] 僧度:《虎岑集稿》,《海潮音》1920年第一卷,第四季增刊。
[12] 僧度:《虎岑集稿》,《海潮音》1920年第一卷,第四季增刊。
[13] 见徐孙铭主编《湖南佛教史》,第95页。
[14] 《船山全书》十五册,岳麓书社1995年6月第一版,第1004页。
[15] 《船山全书》十五册,岳麓书社1995年6月第一版,第100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