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
法眼宗是中国佛教禅宗中最后创立的一个派别。它始于五代，盛行宋初。其宗脉，历经文益(885—958)、德韶(891—972)、延寿(904—975)三代。因南唐主李璟曾缢号文益为“大法昭禅师”，故名之。作为宗派，流行不足百年，但因其有深宏的理论体系和圆融的信仰内涵，影响深远。清朝雍正帝曾盛赞延寿是“震旦第一导师”，极力推广法眼宗思想。”法眼宗的兴衰，自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原因等，而其理论的阐释及信仰的确立，贯穿着一种可贵的现实批判精神，对当今佛教的发展仍然具有启迪作用。
一、文益：驳斥宗门十病
文益7岁出家，后游学浙江、福建、江西等地，善诗文，曾被南唐李璟礼为“国师”。《五代史补》、《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等均有记载。传说他有著述文集“凡数万言”，今存《宗门十规论》、《大法眼禅师颂十四首》等。《宗门十规论》是他最重要的著作。“斯论之作，盖欲药当时宗匠瘕郁之病”，厘清“粃糠相混扰”，“驱正见于邪途，汨异端于大义”，故而“宗门指病，简辨十条，用诠诸妄之言，以救一时之弊。”文论不长，不妨简要概括如下。
所列举的十种弊病是：第一“自己心地未明，妄为人师”。参学的根本，原本在于自己心灵深处的根本觉悟，但一些人却“滞句寻言，还落常断”，“丛林虽人，懒慕参求，纵成留心，不择宗匠”，“但知急务住持，滥称知识，且贵虚名”。第二“党护门风，不通议论”。佛教禅宗原来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南禅北禅及其延生的宗派体系只是方便施设。但有关门徒们却“护宗党祖，不原真际，竞出多岐，矛盾相攻”，“角争斗为神通，骋唇舌作三昧，是非锋起，人我山高”，“见解终成外道”。第三“举令提纲，不知血脉”。先贤祖师创宗立说都有其思想纲领，然后权巧方便，应运自然。但一些门徒“但知放而不知收”，“奴郎不辨，真伪不分”而“埋没宗旨”，“只成得相似般若”。第四“对答不观时节，兼无宗眼”。在禅宗伪仰、临济、曹洞等宗派祖师们采用棒喝、酬对机锋等方法，为了旁敲侧击、辨邪归正，完全是一种有的放矢、应机说法的教育技巧。但现在“宗师失据，学者无稽”，“用人我以争锋，取生灭为所得”，“棒喝乱施”，“诳谑群小，欺昧圣贤”。第五“理事相违，不分浊净”。从佛教缘起论讲，任何世间万象，佛及众生，虽外相差别，但理性平等，本质相同。但一些人在宣讲佛法时“苟或不知其后，妄有谈论，致令浊净不分，谀讹不辨，偏正滞于回互，体用混于自然”。第六“不经淘汰，臆断古今”。祖师“公案”故事有其特殊时代背景，同时，其中也有纯属戏嬉之言辞，学之无益。参学之人必须择依善知识。第七“记持露布，临时不解妙用”。学佛之人，不能只会模仿先贤，“承言滞句，便当宗风，鼓吻摇唇，以为妙解”，不契实际，还妄称“师承”。第八“不通教典，乱有引证”。宣扬佛法必须契合佛祖本意，博古通今。但有人“不识义理，只当专守门风”而“妄有引证”，“不假熏修，乃得少为足”。第九“不关声律，不达理道，好作歌颂”。禅宗祖师先贤们原喜好用歌颂偈语等形式，表达“佛之三昧”，唱道真理，生动活泼。但后世有人“强攀英俊”，“以歌颂为等闲”，“猥俗兼糅戏谐”，从而“呈丑拙以乱风，织弊讹而贻戚”。第十“护己之短，好争胜负”。作为化导世俗的僧人们原本应该续佛慧命，但有人却“治激声名，贪婪利养”，更有“望风承嗣，窃位住持，便为我已得最上乘超世间法”，“破佛禁戒，弃僧威仪”，“口谈解脱之因，心弄鬼神之事”。
文益驳斥宗门十病各有侧重，比如，第二第十针对党同伐异的宗派观念，第四第六针对不求甚解的教条学风，第一第九针对装腔作势的虚浮作风，反对禅僧们追名逐利、弄虚作假、诳骗信众的恶劣品质，教谕他们改邪归正，走上导世利生的佛法正途。这些弊病，应是当时佛教界存在的真实情况。
二、延寿：抨击邪见百种
延寿少年得志，年16作《齐天赋》献吴越王钱{叔，曾任华亭(今江苏松江)镇将，年28礼高僧永明出家。他学修并用，著作颇丰。据宋僧文冲《智觉禅师自行录》记载，有61部197卷。现《卍续藏经》中收录的有：》宗镜录》100卷、《万善同归集》6卷、《心赋注》4卷、《唯心诀》1卷、《观心玄枢》1卷、《定慧相资歌》1卷、《受菩萨戒》1卷、《警世》1卷。这些著作的行文结构基本上是在设问之中先破后立，缜密严谨，鞭辟入理。其中，《宗镜录》构筑了他的理论体系，而《万善同归集》、《唯心诀》等则提纲挈领，进一步发挥其主张。
《万善同归集》中，延寿为了抨击禅僧们轻蔑佛教善行而固守偏陋的错误，先列举出十种错误观点。这些观点至今在佛教界中仍有影响。第一是“万法皆心，任之是佛，驱驰万行，岂不虚劳?”；第二是“祖师云善恶都莫思量，自然得人心体，如何劝修，故违祖教?”第三是“万善统唯无念，今见善见恶，愿离愿成，疲役身心，岂当是道?”；第四是“泯绝无寄，境智俱空，是祖师善归……若论有作，心境宛然，凭何教文广陈万善?”；第五是“拟心即失，不顺真如，动念即乖，违于法律，为何广说世间生灭缘起?”；第六是“若得理本，万行俱圆，何须事迹而兴造作?”；第七是“无心合道，岂须万行、动作关心?”；第八是“若以色见我，若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如何立相标形而称佛事?”；第九是“众生不得解脱者，皆为认其假名，逐妄轮回；云何徇斯假名，转增虚妄?”第十是“即心即佛，何须外求?”这十种错误观念，虽各有所依，但关键在于完全错误地理解了佛教“唯心”与“外求”的概念，割裂了“心体”与“万善”，“禅”与“教”等概念所蕴涵的理事不二、圆融无碍的辨正关系。佛教所谓“一切唯心造”，目的是为了强调只有正本清源、净化心灵，才能矫正众生的不良行为，造福于社会。而大乘佛教更主张在人世实践的六度、四摄中，不断完善人格，提高自己。一些人籍口“唯心造”便可“万行俱圆”，这实际是庸俗的、肤浅的、机械的。“唯心”自造，必导致消极避世、无所事事。
如果说前述主要列举的是反对人世实践的错误观念，那么，延寿在《唯心诀》中用大部篇幅，“略标一百二十种邪宗见解”，进而详细地指出各宗门信徒在修行实践中常犯的120多种毛病，并从理论的高度进行层层细密的论证。这些毛病牵涉方方面面，大而言之，可用“狂慧”和“痴禅”概括。所谓“狂慧而徒自劳神，痴禅而但能守缚”。因为痴禅是心性昏蒙，不明事理，造成心理偏执，狂妄自大，而成为狂慧，反之亦然。诸如，痴禅之人或效无知木石之类，或守愚痴无分别而为大道，或尚空见排善恶而作真修，或据毕竟空而生断灭之心；狂慧者或弘禅观而斥了义之铨，或据同理而起增上慢，或是菩提而谤正法轮，或著本智而非权慧。基于狂愚之心，自以为是，或效无碍自在而放舍修行，或定慧偏习焦烂道芽，或行愿孤兴沉埋佛种，等等，最终毁弃道德理念、智慧心行，及至摧毁自己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信仰根基。
究其原因，这些问题的出现在于宗门信徒们“皆不能以法性融通，一旨和会，尽迷方便，悉溺见河，障于本心，不人中道。”他们“不知万法无体，一切无名，从意观行，因言立号：意随想起，盲逐念兴，想念俱虚，本末非有。”也就是说，禅宗门徒及一切学佛之人，必须打破对世间万象乃至佛法各宗门语言名相的妄念偏执，彻底弄清它们是因缘和合而生与方便施设的，才可能获得智慧解脱。
三、圆融与行善：抑扬之本怀
法眼宗在禅宗五家七宗之中理论最为宏富，但若论“宗风”，恐怕最难概括。有人认为延寿虽然丰富了禅宗的理论与实践，“同时也使禅宗本色丧失殆尽，法眼宗难于作为禅宗的一个独立支派继续流传，是必然的。”禅宗本色是什么?若从达摩“二人四行”的宗旨，到慧能“应无所住”的底蕴，从“石头路滑”，到“赵州吃茶去”，他们的本色应是：当下彻见心性平等，立马人世普度众生；所谓直捷明了，不落偏执。推究法眼宗三代祖师的“宗风”，可从这样两方面去理解：
1．理论上，博采众长，圆融自在。文益在《宗门十规论》中认为，其他禅宗门派“虽差别于仪规，且无碍于融会”。他在《华严六相义》中作颂有“诸佛意总别，何曾有同异?”这显然是符合佛法本意。据《景德传灯录》记载，德韶也一再强调佛教整体是“归源性无二，方便有多门”。延寿作为集大成者，在<宗镜录)等著作中，充分运用唯识宗、华严宗、天台宗、三论宗等理论，所引资料约300种，包括释、儒、道三教典籍，答问评说，旨在融通。而他广征博引，在于籍教明宗。全书之始，即“举一心为宗”，“照万法如镜”。“此一心法，理事圆备，是大悲父，是般若母”，以此代表宇宙诸法性体妙用，最终归结到大乘佛法的菩提心行上。
2．实践上，广行万善，济世安邦。他们在理论上批驳各种宗门弊病，归根结底在于劝导大家将悟彻的性理，落实到奉行众善的实处，即宗行菩提之心。这原本是历代祖师们的佛种慧命。唐代高僧裴休继承宗密思想，在《圭峰禅师碑铭并序》中指出，“夫一心者万法之总也，分而为戒定慧，开而为六度，散而为万行。”值得提及的是，延寿在倡导六度万行之时，大力提倡“济急利时”，提倡慈善公益事业，主张“造一所寺，不如救人一命”。万善之中“第一福田者”是“尽忠立孝，济国治家；行谦让之风，履恭顺之道。”将济国安邦作为法眼宗社会实践的最重要目标。
忠以治国，孝以齐家，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佛教融人中国社会，就在于将“忠孝”思想纳入其精神理念之中。但佛教行世，还具有自包的‘超脱性、避世性。尤其是法眼宗之前的禅宗门派，其祖师的言论开示及特立独行，多呈现玄远、空灵的宗教情趣，少有劝善的演绎。正因如此，法眼宗祖师们不论是针贬时弊，还是树正标行，都突出了服务社会现实的色彩。
宗教思想其精神主体的确立，根本是在于对现实社会需求的深刻体察。有人认为，唐武则天扶持华严宗和禅宗各是为了扩大边疆和解决流民问题，都是从国家利益出发，属于政治家的选择。那么，法眼宗主张也是基于服务当时社会政治理念，希图处于割据状态的南唐、吴越统一于中原王朝。史实证明这不是臆断。文益、延寿等人对现实的批判精神，不唯针对佛教界，也是对社会危机表现出急切的忧患意识，这与当时爱国并主张统一的士大夫们的热诚，相辅相成。“没有流民，就没有唐、五代的禅宗；没有士大夫，就没有两宋的禅宗。”这实际是从禅僧构成的社会成份及禅宗精神特性，来分析有关禅风形成的原因。文益、延寿等人以“国师”之尊吟诗作文，学问宏博，实有当时士大夫敬慕之楷模。因此，他们激扬文字也有迎合社会风尚的初衷。士大夫们通过这些“圆融”的文典辞章，吸取佛教的世界观、人生观，把握修心养性的方法，与传统的儒道之学进一步贯通、精炼，构画济世度人的社会精神蓝图——建立之后的“理学”体系。所以，法眼宗理论成为承前启后、融铸后世佛教乃至中国文化的宝贵材质。
值得赞叹的是，法眼宗的祖师先贤们发扬现实批判精神的同时，并不放松自身的修证与完善。比如，延寿曾在天台山国清寺结坛修法华忏，在天柱峰诵《法华经》三年。可谓苦心孤诣，德才兼备。这样的人格品位，当是正法住世的关键。
摘自《当代宗教研究》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