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三峰宗的建立
三峰汉月及门人（主要是汉月）的学说，在明代禅林中自成一家之言，并被后人以“宗派”之谓称呼它，是经历了相当一段时间，逐步形成的。汉月的开悟，汉月创建道场、汉月僧俗弟子队伍的壮大，弘法地理的延伸，汉月及其门人与反对他们禅学思想者之间的辩论，都是三峰宗派得以确立的重要基础。因为汉月彻悟前，就在海虞三峰山建立了清凉院道场。除了自修外，兼收僧俗门徒，指点学人，在海虞一带已形成一定影响。悟后，虽四处接管道场、开堂说法，但在三峰居住的时间最长，其禅法思想的基本形成也是在此。所以当时人们称其学说，多以三峰学说或三峰禅法称之。特别是汉月与当时的禅宗正统进行公开辩论，尤其是与他的嗣法之师，临济宗传人，当时禅门主要代言人之一，天童密云圆悟展开激烈争辩后，双方弟子或是加入论战，或是与其它佛门僧俗踮足而观，议论纷纷。两方皆属临济宗，为区别于密云圆悟所承的临济宗，故人们称汉月一系为“三峰宗”。而三峰宗此一名称，正式记载则始见于清雍正所著的《御选语录》之附录中，他在书中为了禁绝汉月法藏法嗣，有一段话这样说：
如伊门下僧徒，固守魔说，自谓法乳不谬，正契别传之旨，实得临济之宗，不肯心悦诚服梦觉醉醒者，着来见朕，令其面陈，朕自以佛法与之较量，如果见过于朕，所论尤高，朕即收回原旨，仍立三峰宗派。[38]
1、三峰宗成立的三个阶段
从《三峰和尚年谱》、《五宗救》、《天寿圣恩藏禅师行状》、《宗统编年》等资料的记载看，三峰宗派的建立有一条很清晰的脉络，我把它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汉月二十九岁到三十九岁之间。这期间，汉月到处行脚参访、苦读经录、苦练禅功、真修实学，为他日后的开悟和教导学人奠定了扎实的禅学基础，是三峰宗得以建立的重要前提。
第二阶段是汉月悟后至嗣法密云圆悟之前，在佛教界的声誉日益提高，于世人心目中开始形成“三峰”观念。首先，汉月禅学在这阶段得到大师级佛教人物的肯定。前面介绍汉月中，我们知道，年轻时的汉月就名声雀起。不过，那时候，汉月只是以儒家经学和佛教义理的发挥令人刮目相看。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原憨山大师弟子包福明等十余人在海虞三峰“破家为三峰成丛席”后，汉月开始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弘法基地。[39]第二年，汉月于百日不语死关中豁然开悟，一时，种种三昧现前，禅语机锋尽泄。此后承接学人，临济三玄三要、高峰竹蓖子话头、祖师公案机缘……常常提唱不休，《汉月语录》也随即在僧俗信众间流传开来。随着《汉月语录》的流传，汉月的名声越来越大，逐渐受到像憨山德清、湛然圆澄、密云圆悟等大师级人物的认可和青睐。湛然圆澄惊叹为古佛再来；憨山大师多次邀请汉月移居庐山；湛然千方百计想纳他为徒；圆悟更是委曲求全，为了让汉月成为其法嗣，几次付法，虽遭汉月以宗旨未明拒受，圆悟还是耐心等待机缘，照付不误。其次，门下僧俗弟子云集问道，护法居士也越来越多。当时，适值明末江南佛教尊宿云栖、紫柏圆寂，汉月的崛起正使得闻名而来的出家众和居士不断地转移其注意力，云栖、紫柏的弟子、护法们纷纷慕名而来。如万历四十四年，“儒林向往严天池、王季和、李长蘅诸公并云栖弟子”就“往来座下”，转向护持汉月。[40]万历四十六年，原紫柏弟子寒灰老宿闻汉月道望，也率弟子来访，同行来参的还有紫柏的护法居士袁中郞、苏云坡、吴本如、董玄宰等，寒灰老宿年六十七，还“逊居弟子列”，为了向后辈参学，老人干脆就住在三峰。此外，诸如附近的社会名流,太史钱谦益、孝廉张九服、太史文震孟、太史姚希孟、选部周顺昌等也经常与汉月问答酬唱。[41]而且，在《三峰和尚年谱》天启四年条说道：
夏，举古德誵讹公案，拈颂示参徒。座下如听石、梵伊致、一嘿成、问石乘、在可证、顶目彻、澹予垣、渊克滋、剖石壁、硕机圣、圆印海、无坏法、扩南宏、镜融闻三十余辈，皆法门龙象。[42]
汉月的十四位嗣法俊杰中，这个时期已经有了八位。引文中的梵伊致、一嘿成、问石乘、在可证、顶目彻、澹予垣、、剖石壁、硕机圣即是汉月的得法高徒。由此可见，汉月嗣法圆悟之前，在江南佛教社会的地位，可以说是直承明末几位尊宿之后，“三峰”之声望已崛起一方了。
第三个阶段是汉月正式嗣法圆悟后的几年，这是三峰一派自成一家之言被社会承认的阶段。三峰宗派正式形成，为更多的世人广泛认可，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我们知道，汉月与圆悟未为师徒之前，已都是弘化一方，颇具势力的江南禅僧。两人成为师徒后，也就意味着，当时江南禅宗最有势力的天童与三峰两家结为同盟，双方都有如虎添翼之感。这一点，《五宗救》中说，汉月谒圆悟后，“天童之道亦自此愈尊”，一点也不为过。[43]相应地，嗣法后的汉月，具备开堂说法资格，“自此大唱玄风，纵其机辩，以煆四方学者”，名声鹤起。[44]而且，作为禅师，是否具有正宗的传承是相当重要的。晚明的佛教丛林，尽管在法嗣态度上已有人开始持淡泊观念，但重视法嗣，重视门户，重视师师相承、心心相印的思想，依然是主流。因此像明末四大高僧中的莲池祩宏、憨山德清、紫柏真可就被列为法嗣末详的禅者，至于说蕅益智旭，诸灯录中连他的名字都看不到，根本不把他当禅者看。[45]没有传承，在禅门中的活动就有许多限制，汉月正式嗣法临济门庭后，成为正宗的禅师也就名正言顺了，其身价自然由此猛增，影响的波及面也就更大。因此，很快地，除原主持的三峰清凉、北禅大慈外，又以临济宗传法宗师的身分，陆续主持临平安隐、邓尉圣恩、龙山锦树、南屏净慈、水西真如、窠陵圣寿等道场，大大扩大了在江浙一带的影响。同时，汉月嗣法后第二年就开始付法门人。天启七年，正式付法梵伊和尚；崇祯二年，付法一默、问石、在可、顶目；八年，于天寿圣恩禅寺付法给澹予、剖石、于盘、继起、慧刃、潭吉、具德等，共付法弟子十二人。[46]其中不乏支撑一方，极为优秀者，如顶目和尚：“居恒穆穆，不轻置可否，至辨异拣魔，驱耕夺食，单提陷虎一机，同时与天童、三峰称鼎崎，所至人天拥戴，勇退急流。”[47]声望居然能与师三峰汉月，祖天童圆悟鼎足相论。又如具德和尚“英灵禅衲，从之如云，省悟者众”，后住杭州灵隐寺，其道大振于江淮之间，随众七千。[48]又如继起和尚法韵极高，法言能发古人之秘奥，海内英衲名流，皆云集座下，长住苏州灵岩山，其道盛行于湘汉。[49]据《宗统编年》中说：当时海内称邓尉剖石弘壁及其弟子灵隐具德弘礼、灵岩继起弘储为“佛、法、僧”三宝。[50]除了上述以外，汉月门下其它弟子亦多以悟境闻名诸大丛林，皆为法门龙象。当时汉月之师密云圆悟便曾赞叹“汉月得人之盛，过于老僧”。可见，天童与三峰两家结为同盟后，“天童之道亦自此愈尊”，汉月的佛教事业由此开始进入全盛阶段，也是事实。特别是像上面讲到汉月弟子顶目弘彻、具德弘礼、继起弘储声望直追师父汉月、师祖圆悟，其势力与汉月本山同仇敌忾、遥相呼应，一时，三峰一系如日中天，遂成一股极强大的势力，几乎要垄断整个江南禅宗。
2、三峰宗地位在“异议”中巩固
三峰一系自成一家之言，并被世人誉以“宗派”之称，只凭门下弟子众多、护法居士云集、寺院道场遍布是不够的。大凡宗派的形成，都“需要寺院经济的高度发达，前后一贯的学说体系，拥有相对稳定、人数众多的社会信仰层，以及保证师徒延续的法嗣制度”等等。[51]其中“学说体系”非常重要，是宗派得以成立的灵魂基础。所以，尽管三峰宗派只是禅门临济宗内部的一个小宗派而已，但“三峰学说”（“三峰学说”主要指汉月的学说思想）在当时确实有与众不同的地方，三峰禅法确实拥有自成一家的特色（将在“三峰宗的禅法特质——革新乎？复古乎？”一节中详细讨论）。如汉月著《五宗原》，认为禅家五宗源于威音王所作相，而临济为首出，不仅要振兴临济宗，还要使其它四宗并兴，而不能像当时的一些禅门代表人物只以某宗某派为唯一法门。[52]又如汉月重视看话禅，他把话头与格物联系起来，推广到日常生活中的任何“一事一物”，这就打破了禅的某些书卷气，在宗杲看话禅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为看话禅增添了更多的实践功能。又如他对“禅和子”的引导与勘验，主张用“三玄三要”等宗门宗旨来实现，而反对只以棒喝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对于禅门中丛林生活的流弊，禅修人士的“禅病”，宗师接引学人的下劣方式等，更是痛心疾首、毫不留情地加以批判。就是对其嗣法之师天童圆悟，也毫不客气地斥之为“一橛硬棒”。[53]
汉月的思想见解，受到很多人的欢迎，也遭到不少人的异议，其学说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接受的。如他“提《智证传》，力阐纲宗”，就遭到“诸方惊疑，谤议竞起”。[54]而且，汉月批判别人，别人也反过来抨击他。首先是汉月的师父密云圆悟对其学说非常不满。汉月与圆悟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在天启四年（1624年），汉月拒受圆悟源流之际，彼此就产生了不快。展转三年，汉月还是嗣承圆悟门下，但师徒彼此不满是当时公认的事实。不过，双方似乎都刻意掩藏这种矛盾，而是转向学说观点上的争论。这主要体现在“七辟”与“三辟”事件中。据木陈道忞《天童密云禅师年谱》（崇祯）七年（1634年）条：
闻藏公（汉月）犹弗悛，复与书曰：祖师西来，秉教外单传，别行一路。自佛果作《碧岩集》，大慧谓宗门一大变，故特毁其板。后曹洞宗人入少室，无本分为人，而提唱评唱少室，无本分衲僧出者，天下共知之。今吾徒提《智证传》，则临济宗至吾徒又一大变为讲席矣。且教中尚忌所知障为智障。吾徒到处提唱《智证传》，为出入之表，拟临济儿孙而贬剥他人者乎？故老僧去夏与吾徒云；当以本色本分行之在吾徒，信与不信在学者，宁可遵上古之规绳，饿死于林下，不可好热闹而耻辱于先圣云云。时藏公执吝如故，乃因书复刘孝亷中，痛斥其非，故有《辟妄七书》出焉。[55]
潭吉《五宗救》所引圆悟復汉月藏首座书：
（自注云崇祯三年春）老僧去冬患痢，至今犹未绝迹。故益眼昏。适接《语录》及《五宗原》，并不能览，但目原之一字，老僧智识暗短，不若上座远矣。然而第恐不出六祖道成知解宗徒，不得不说破耳。[56]
潭吉就之救曰：
此书出于崇祯三年（见自注），七辟出于七年，三辟出于九年，而忞公为之序曰：“此驳汉月藏公书也。属藏公掩息之后，而驳之者，盖师顷始见其书也。非世出世间之道，总成一妄语乎？方七辟之传也。吹毛求疵，不遗余力矣。独〈五宗原〉一书，入手五、六年，云今始见，岂理也哉！[57]
从上引文可知，圆悟之《七书》是与汉月及刘孝廉往返争辩的书信，主要是反对汉月提倡《智证传》而作，成于崇祯七年（1634年）。《三书》是反对《五宗原》的，作于崇祯九年（1636年），此时汉月已去世（1635年逝）。汉月之《五宗原》作于天启五年（1625年），天启六年（1626年），使行圆上人将新刻送至密云处，而圆悟说自已因患痢疾没有看此书，直至崇祯三年（1630年）才知道，但当时并不曾阅读，只是看了题目就对汉月的思想提出异议。然后复书提醒汉月说：“目原之一字……第恐不出六祖道知解宗徒，不得不说破耳”。不久，密云又闻汉月提倡《智证传》，恐其禅风为之转变，愈陷愈深，所以连续二年以师父身份（崇祯六年、七年）去书规劝汉月要按照临济“本色本分”行事。圆悟对汉月的学说是非常有意见的。
“三峰学说”除了密云有异议外，在整个佛教界也引起了两极化的看法。如《宗统编年》崇祯二年条有段话说到汉月在佛教界的影响问题：
八月，金粟悟和尚受福建黄檗山万福寺请。九月，归龙池扫祖塔，还展先茔。入邓尉山天寿圣恩禅寺，扫万峰、宝藏两祖塔。嗣法主席汉月藏率大中丞赵士谔、孝廉周永年等请升座。君之士衿，皆斋候于城东之瑞光寺。万众喧闹，街衢巷陌为之不通。乃登塔之绝级，一受瞻礼。过虎邱扫隆祖塔，阖寺办严，而哗逐愈甚。遂不及举七而还。过松陵，舟人不敢维舟近岸，仅于中流受熊明府开元一斋。[58]
同在苏州境内，前者是夹道欢迎，“万众喧阗，街衢巷陌为之不通”。后者则“阖寺办严，而哗逐愈甚。遂不及举七而还”。甚至行舟靠岸都不敢，从虎丘回邓尉，“仅于中流受熊明府开元一斋”。从苏州一地瑞光、虎丘二寺僧俗两极化的反应，可知汉月在佛教界的声誉是极具争议性的。
不仅如此，公开斥其为魔说者也比比皆是。早在尚未嗣法密云前，曹洞宗泰斗湛然圆澄听人说汉月“锻炼学人，有三七日中了毕大事”就“终岁骂詈，数为魔外”。[59]此外，在文人居士中也不乏此说，如与汉月相当亲近，也护持过汉月的士大夫兼居士钱谦益在汉月过世不久就极为苛刻地抨击三峰学说，他说：
自国家多事以来（指明亡），每谓三峰之禅、西人之教、楚人之诗是世间三大妖孽。三妖不除，斯世必有陆沉鱼烂之祸。今不幸言中矣，迩来开堂和尚到处充塞......假借缙绅之宠灵，以招摇簧鼓，士大夫挂名参禅者，无不入其牢笼；此时热喝痛骂，斥为魔民邪师，不少假借，吴越间只老夫一人耳。[60]
汉月自己身边的护法居士尚且如此，整个佛教界对汉月学说的批评与议论也就可想而知了。汉月受到外界的抨击是很激烈的，正如黄梨洲《苏州三峰汉月藏禅师塔铭》中所说；“三峰禅师从而救之，宗旨虽明，箭瘢若粟，师弟之讼，至今信者半，不信者半”。[61]然而，正是由于一批僧俗对三峰风格倾慕不已，一批僧俗不肖其说乃至愤慨其说，在诸多的“异议”中，三峰学说才更显得与众不同、别具一格。其实，汉月学说中被批评的部分，恰恰又正是三峰自成一家的特色之处，这一点，汉月弟子潭吉的评价应当说是最为中肯的，他在《五宗救》中说：
三峰先师者，非徒不能贬也，且昭昭焉若揭日月以耀人之过，取嫉于世也，孰谓不宜，虽然，此三峰之病，亦三峰之志也。[62]
总之，诸方对汉月及三峰学说的“异议”，反而使三峰学说与三峰宗更加独立。同时，外界批判三峰学说，三峰宗必然也要作出回应，特别是通过与密云圆悟的争论，三峰宗旗帜更加鲜明，特色更加明显，同时也更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关注。三峰学说自成一家，三峰宗宗派地位由此进一步巩固。
（二） 三峰宗前二代与“法诤”事件
汉月逝世后，尽管诸方诽谤竞相而起，但三峰门人力护师说，不断扩展三峰一派的势力和影响。三峰宗在其第二代第三代传人的努力下，依然是南方首屈一指的禅宗势力之一，其中不乏丛林领袖和在禅法领域中有特殊见地的禅师出现，而且在徒众的地理分布上也大大地超过了汉月在世的范围。至于说第四代以后，滑坡现象已经非常明显，到了第五代猛然下降，史料记载仅剩下百灵然的法嗣古帆令、巨涛果法嗣玉山琳、异目宗法嗣尧庵治三人，此后就再也找不到三峰宗宗徒了，三峰宗的人才凋零程度可想而知。除了由于三峰宗自身人材凋零，同时随着当时禅宗在明末昙花一现的复兴，后来又转入衰落的大背景，以及当时各宗各派进一步融归净土，净土一宗几乎要吞噬整个佛教，禅宗越来越缺乏自主性的大气候也有关。很难说，这个时候即使雍正皇帝不取缔三峰一派，三峰宗也很有可能自己就会彻底消失，或同化在这个大气候中。因此，对于三峰宗没落的研究，很多人都认为雍正皇帝的打击是最致命一击的观点，笔者认为，这一击是否是最致命的一击？或是对三峰宗没落已谈不上多大影响，只是起了顺水推舟，功到渠成的作用？是很值得商榷的。恰好，笔者在这里想叙述一下三峰宗的门徒及其分布情况，在察看三峰一派百年整体情形的同时，也想为研究三峰宗没落和雍正皇帝事佛的同行提供一点小小的参考。
三峰宗第一代，即是创始人汉月法藏，前面已详细介绍过，这里不再赘述。我们来谈谈三峰宗的第二代门徒。三峰宗的第二代法嗣共十四人，即梵伊弘致（？-1628）、一默弘成（1574-1641）、问石弘椉（即乘1585-1645）、在可弘证（即大树1588-1646）、顶目弘彻（1588-1648）、澹予弘垣（1581-1643）、剖石弘壁（1598-1669）、于槃弘鸿（？-1639）、具德弘礼（1600-1667）、退翁弘储（即继起1605-1672）、慧刄弘舌（？-1649）、潭吉弘忍（1599-1638）、硕机弘圣（？-1658）和俗家法嗣刘道贞（即墨僊居士）。这些三峰巨子，在当时佛教界，特别是在江南佛教中都有极大的影响。梵伊弘致是最早跟随汉月的弟子，曾主持过三峰祖庭清凉院。一默弘成曾主海虞三峰清凉、杭州横山兜率。问石弘椉历住浙江镇江焦山、金山、九峰正觉、太平兴国、白门（今南京）天龙、湖北武昌洪山小塔、神山白云诸寺。在可弘证曾主海虞三峰清凉院、无锡华藏祖席。顶目弘彻历任苏州瑞光、海虞三峰、京口金山、苏州穹窿拈华寺住持。澹予弘垣主浙江杭州显宁。剖石弘壁主苏州邓尉、报恩。于槃弘鸿主吴江华严。具德弘礼曾主杭州灵隐、径山、安隐、显宁、云门光孝、杨州天宁。退翁弘储历任苏州灵岩、常州椒山祥符、天台国清、台州兴化、灵石、天宁、虎丘、淮阳龙华、秀州金粟、南岳福严般若等寺。慧刄弘舌曾主湖州双髻、净名、高峰、常州椒山祥符。潭吉弘忍主杭州安隐。硕机弘圣主润州焦山、湖州高峰。刘道贞虽是居士身份，但得法后回家乡四川邛峡，来问法请益者也不少，后死于张献忠之难，有《问道录》行世。从上面三峰宗第二代主持寺院的地理分布看，除洪山小塔寺、神山白云寺在湖北，福严般若寺在湖南，其它诸寺均在浙江和江苏境内。所以三峰宗这一时期，其门徒分布和弘化范围主要是在江浙一带。当然，由于问石弘椉、退翁弘储以及刘道贞的弘法因缘，三峰门徒和禅法在湖北武昌、湖南南岳、四川邛峡一带也是有一定影响的。而且，像焦山、金山、安隐、祥符、国清、天宁、虎丘、灵岩、拈华、福严般若、云门光孝诸寺，均属历代名刹，高僧辈出的地方。可见，这个时期江南一带的名山大寺，几乎都被三峰宗人统领，三峰一宗势力如日中天，已无可非议。[63]
明末清初禅宗的复兴，主要是以江南为基地复兴起来的。可以说，江南禅宗的发展水平，基本上代表了当时禅宗发展的整体水平。而三峰宗第二代人物，皆处于明末清初时期，所以他们在江南的禅宗地位，也就意味着在整个佛教界的影响。从《宗统编年》的记述中，也可看出他们在当时教界的巨大影响。如其中说道：
瑞光（顶目弘）彻和尚开堂金山龙游寺，众盈万指，人皆谓圆悟再来。[64]
云门（具德弘）礼和尚，住扬州天宁。礼自石梁毗尼，盂城地蔵两处结制，英灵禅衲，从之如云，省悟者众。住天宁，豁堂嵒为第一座，巨渤恒、剖玉璞为西堂，江淮之间，法道大振，众至七千。[65]
（退翁弘）储道韵既高，法言能发古人之秘奥。海内英衲名流，皆云集座下。[66]
同书中甚至还说：
（顶目弘）彻说法凡十一会……同时机与天童三峰称鼎峙。[67]
邓尉（弘壁）、灵岩（弘储）、灵隐（弘礼），海内称佛法三宝。灵隐门庭甲天下，学众满数万指。不减南宋佛海时，具大方便。有大慧、圆悟不及施之手眼。至沉几骏发，则又度越于古云门。真欬唾廻天，扬眉倒日，所谓大旂手者非歟。盖全力不欺，逢缘不借，故能担荷如来，称后劲之竫子也。[68]
顶目弘彻开堂说法，听众达万数，时人皆呼为“克勤圆悟”再来；具德弘礼一生六坐道场，至主扬州天宁时，“法道大振，众至七千”；退翁弘储更是十主名山大刹，“门庭甲天下，学众满数万指”，“不减南宋佛海时，具大方便”，“有大慧、圆悟不及施之手眼”，“又度越于古云门”，大有越古超今之气势。所以当时人说顶目弘彻与天童圆悟、汉月法藏弘法势力相鼎恃，晚些时候又誉称弘壁、弘储、弘礼为佛法僧三宝，给予三峰宗第二代弟子的评价是如实而极高的。
除了以上几位影响巨大，不愧为丛林领袖、禅门名师外，三峰宗第二代中的问石弘椉与潭吉弘忍也是当时首屈一指的人物。问石弘椉七坐道场，化及江苏、湖北二省，所主焦山、金山、太平兴国等寺，皆是历代名寺，如太平兴国寺即是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国家在全国各地挑选一些大寺院共同颁赐的名号，其规模可想而知。[69]潭吉弘忍在三峰门徒中则以精通世俗学问和三峰诤子著称，《五灯全书》说他“少负才略”，出家后仍然“汨没于章句中十有五载”，[70]晚年所著《五宗救》，极力维护师说。以致密云圆悟一方面不得不承认，“潭吉聪明伶俐，博极群书，其所作《五宗救》，读书人爱看”。[71]一方面又气得半死，著《辟妄救略说》痛斥其非。后来雍正辟三峰宗派也主要是以汉月的《五宗原》和潭吉的《五宗救》为批判内容的。
汉月晚年，由于提倡和刊梓《智证传提语》，遭到密云圆悟批驳，双方以《智证传提语》中的内容为主，相互辩论，书信来往好长一段时间，在圆悟方面遂成《七书》。汉月去世后，一般以为，师徒之法诤应该到此为止。但在汉月逝世后第二年（1636年）、第三年（1637年），密云门人就将主辟《五宗原》的《三书》与主辟《智证传提语》的《七书》公布于世，木陈道忞并为《三书》序曰：“此驳汉月藏公之书也”，又作《五宗辟》行世，诸方好事者也随即起哄。[72]弘储在1642年重刻天童《七书》、《三书》序中说，他在丙子（1636年）、丁丑（1637年）年间，已见此录广布乡邑。[73]因《三书》、《七书》确是辟汉月之作，其次，由于圆悟门人加入论战，将以驳汉月之名的《三书》、《七书》出版，又为《三书》作序，说明是圆悟辟汉月之书，接着又以《五宗辟》直辟汉月《五宗原》，《三书》、《七书》在世人心目中遂成《三辟》、《七辟》。而且，很可能刊行中也直接用了《三辟》、《七辟》之名，但内容应是与《三书》、《七书》一致的。[74]关于天童一系的相继问难，汉月门人谭吉、具德、弘储等则认为，其师已过世，大家对他还复加论难，实在是不道德的行为，而且汉月学说乃是振天下祖宗眼目之说，并无什么过错。特别是作为师父的密云，弟子已去世，更应以此作罢。[75]而《三书》、《七书》变成《三辟》、《七辟》刊梓，又有木陈道忞的《五宗辟》行世，木陈道忞当时就在密云座下，《三辟》、《七辟》、《五宗辟》梓行，即使不是密云令行，也应该是默许的的。所以潭吉在《五宗救》中，虽痛斥《三辟》、《七辟》是伪书，是有人怂恿而刻，并毫不留情地对其中内容进行批判，但其矛头直接对准的却是密云圆悟。怂恿的人是谁？《五宗救》中潭吉因有所顾忌，不好明说，但从其中内容和后来密云的《辟妄救略说》看，潭吉认定的怂恿者，密云圆悟和木陈道忞都脱不了关系。因此尽管《五宗救》是把《三辟》、《七辟》作为伪书的前提下对里面的内容进行批判，但实质上《三辟》、《七辟》就是《三书》、《七书》，只是被木陈道忞加上“此驳汉月藏公之书”的序文和略为改名而已。所以《五宗救》其实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为支持其师汉月法藏的《五宗原》，驳斥木陈道忞《五宗辟》和密云圆悟《三书》、《七书》所撰的法诤文字。《五宗救》在明末曾引起了比汉月在世时更为强烈的禅门之诤，对其问世，密云气愤至极，第二年（1638年）不顾年老位高，著成《辟妄救略说》，以驳《五宗救》及《五宗原》，在江南佛教界引起了喧然大波，三峰、天童之诤遂进入高潮，一时，潭吉弘忍继汉月法藏后成为大江南北最为关注的三峰人物。问题是，一方是身为徒孙的晚辈，一方则是大师翁，又是当时大名鼎鼎的禅门领袖，潭吉弘忍何以敢毫不客气地攻击密云圆悟？ 其实，《五宗救》的撰述是很慎重的，除了潭吉弘忍，具德弘礼、仁庵齐义也曾参入其事，[76]三峰门徒之间应该是有相互通气和彼此提供资料的。我们可以想象，十余年来，汉月嗣法密云的态度，一直被佛教界视为不尊重师承而遭受讥评。汉月死后，三峰门人还敢顶着“大逆不道”、“不忠不孝”的帽子，以法孙身分直接向密云宣战，肯定是有相当的考虑的。从现存的三峰资料看，自《五宗原》之诤后，在明末佛教界一度曾经引起争议的“师承”问题又重新受到重视，汉月圆寂之后，传统临济宗开始排斥汉月门下的弟子，此时“辟书”的出现就是一个例证。所以，《五宗救》的问世，其一，是三峰门人为澄清人们对三峰一派的误解和巩固三峰宗地位，不得已而作；其二，潭吉等人敢撰此书，是有相当证据和把握的，书中潭吉不惜笔墨铺陈密云当年给汉月的书信，就是重要证据之一。其三，潭吉等人敢撰此书，与三峰一派在当时佛教界势力显赫也有莫大的关系，正是三峰宗如日中天的气势，为潭吉等的撰述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靠山。这一点，与二十几年后，继起弘储为了维护三峰一派的地位，敢著《南岳勒古》和《南岳单传记》，自认为直传临济之精粹，以及请黄梨洲重作汉月《塔铭》而与排斥三峰宗的人士针锋相对，力护师门极其相似。[77]三峰宗第二代人物的著作，力护师说，继续与天童一系诤辩，从某个角度来说，是可以反映出三峰一派在当时佛教界的地位和影响的。
天童一系与三峰一系之“法诤”，前期主要是密云圆悟与汉月法藏、潭吉弘忍师徒之间的争论，内容偏于宗旨学说。后其主要是汉月（崇祯八年，1635卒）、潭吉（崇祯十一年，1638卒）、圆悟（崇祯十五年，1642卒）相继去世后，木陈道忞攻击继起弘储，纷争内容偏于门户势力之争。继起弘储（1605～1672），俗姓李，字继起，号退翁，江南通州（江苏南通）人。二十五岁，依汉月法藏（1573～1635）出家，后随法藏前往杭州安隐寺弘法，于其间大悟，事师三年后，嗣其法。此后，于常州（江苏省）夫椒祥府寺弘法。后住天台山国清寺。又历住苏州（江苏省）灵岩山崇报寺、尧封宝云寺、虎丘山云岩寺、秀州（浙江省）金粟广慧寺、衡州（湖南省）南岳福严寺、衡州花药寺、高峰理山寺、武昌（湖北省）东岩寺、汉阳（湖北省）大别山兴国寺等名刹。[78]据《佛光大词典》，说他：
通内外百家之学，能诗书，器度恢宏，威仪凛然，见者莫不倾服。满清入主后，师每寄怀故国，思谋匡复，吴、越间义师屡兴，师实左右之。曾被逮捕，自忖必死，后以义士力救得免。每年值国难日，必素服挥泪礼拜，二十八年如一日，人谓以忠孝作佛事者指此。座下龙象数百，得法者七十余人。[79]
弘储于康熙十一年（1672年）九月示寂，世寿六十八。著述颇多，有《退翁弘储禅师广录》六十卷、《退翁弘储禅师余录》三十卷、《甲辰录》十卷、《树泉集》十卷、《报慈录》十卷、《浮湘录》五卷、《雪舟集》二卷等，及集《三峰藏和尚语录》十六卷。今仅存《南岳继起和尚语录》十卷、《南岳单传记》五卷、《南岳勒古》一卷、《灵岩记略》一卷和《三峰藏和尚语录》十六卷。其余皆在雍正废三峰宗之际被焚毁。在汉月十四位法嗣中，弘储与具德齐名，也是三峰宗第二代的显赫人物，尽管被木陈攻得一无是处，但当时人们对他的评价是很高的。如他过世后，当时著名曹洞宗巨匠天界觉浪道盛为弘储作像赞曰：“ 济下已仆之宗，决不可无天童，又不可无三峰，更不可无夫份翁，问谁为灵岩知己，莫不是栖霞老侬”，从中可见其盛名。[80]关于木陈道忞攻击继起弘储之间的纷争，陈垣的《清初僧诤记》叙述甚详。主要是“天童塔铭诤”、“密云弥布扁诤”、“灵岩树泉集诤”和“牧云五论诤”等。本文此内容不作详论。[81]
总之，在这一时期，从三峰宗人的分布情况，三峰宗人所主持的寺庙，三峰宗人被当时人的品评状况，三峰宗人与天童的法诤情形等等，都可一窥三峰宗的兴盛全貌。当然，自汉月创宗以来，对于三峰一派两极化的认识，在三峰第二代时，世人依然保持这个观点。所以特别是从三峰宗第二代与天童一系的争论中，我们不难看出三峰宗人力护师说的殷殷苦心和维持本派独立地位的艰难步履。三峰宗的“法诤”问题也体现了明清佛教关于丛林门户价值观念和学说理念的某些侧影。
（三） 三峰宗第三代
三峰宗发展到第三代，法嗣猛增。除梵伊弘致、一默弘成、澹予弘垣、于槃弘鸿、潭吉弘忍、硕机弘圣的法嗣各一人，慧刄弘舌无嗣外，问石弘椉法嗣五人；在可弘证五人；顶目弘彻八人；剖石弘壁十五人；具德弘礼二十九人；继起弘储最多，法嗣多达八十一位，三峰宗第三代法嗣总数为一百四十一人。[82]地理分布上也进一步延伸，除了江苏、浙江两省依然是三峰宗的主要势力范围，湖南、湖北两省的门徒势力也直线上升。次外，江西、广东、安徽、四川、云南、河北等省也分布不少。[83]这一代，在法嗣人数和弘化范围方面，算得上是三峰宗的黄金时代。
在三峰宗历代法嗣中，第三代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那就是“遗民逃禅”问题。明朝末年，宦官专权，朝臣党争不断，王朝政权的腐朽已从各方面表现出来，而万历末年开始兴起的党社，以反阉党为主线，揭开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大规模斗争；不断进行反抗的农民，也终于爆发了张献忠、李自成的大起义；这时，久居东北的女真人，又乘机带兵入关攻打明朝。一六四四年，明王朝就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处境下，正式土崩瓦解。清朝初年，明亡遗民反清情绪普遍高涨，由于不满女真人的统治，一部分明朝士大夫、官僚子弟、甚至宗室成员，干脆削发出家，逃到僧侣队伍中来。茆溪行森曾对顺治帝说：“近三十季来，则世家公子、举监生员，亦多有出家者。浙直素称佛地，觉似不如广东矣。”[84]“遗民逃禅”中著名者如戒显、函可、澹归、药地、檗庵、担当、大错、石涛、八大山人、石溪、渐江等。其中涌入三峰门派者亦不少，特别是当年护持汉月及其门下的仕子多因国难而遁于丛林，或披僧服出家，而多入于三峰法嗣。如仁庵义，即是当年护持汉月的张秀初；原直赋，即是护持过弘储的王弋；檗庵志，即出家前为吴江县令熊开元，是汉月及其弟子的得力护法，明亡后，投弘储剃度出家；大庾韬即吴江赵庾，崇祯癸未进士，也是三峰一系之拥护者，鼎革后随弘储薙发；又如邛在瓠，“宣城沈寿嶶待御之子”，“举鄕进士，因鼎迁，薙染”；轮菴揆，姑苏文文肃相国之子，曾投笔从戎，后出家；晦山戒显，俗名王瀚，字原达，太仓人，崇祯甲申国变后弃诸生为僧。[85]这批仕子，虽然不见得都对佛教义理能进行很深的钻研，但他们的文化素质、社会地位和个人声望大不同于一般情况进入三峰一系的僧侣。三峰宗第二代此时大多还健在，而且在佛教社会的声望也颇高。所以明末清初三四十年的这个时候，汉月的门下弟子与明末“遗民逃禅”势力相结合，一样几乎垄断整个江南禅宗，三峰宗门还是一股极强大的势力。
三峰宗第三代一百多位法嗣中，影响比较大的有豁堂济嵒、吼崖济石、晦山戒显、月函南潜、硕揆志、僧鉴青、檗庵志、谛辉辂、俞昭汾、原直赋、卑牧谦、轮庵揆、山菴林、巨勃恒等。
其中晦山戒显，是明未遗民入三峰门庭中最知名的高僧之一。关于他的生平事迹，《江苏太仓州志》、《娄东耆旧传》、《江西建昌县志》、《杭州灵隐寺志》、纪荫《宗统编年》、超永《五灯全书》、达珍《正源略集》和《新续高僧传弘礼传》等，都有一些记载，但较零散。戒显是其名，字愿云，别号晦山，又号罢翁，明亡后，从南京宝华山三昧律师剃度，三十五岁又从其受具足戒。生平以晦山知名。晦山在明清的声望主要体现于四个方面：一是以忠义为人所敬，“明社覆亡，晦山即卷书诗画及平日所制举文，至文庙恸哭焚之，并赋诗见志，决心出家”。[86]二是以诗文见长，与吴梅村齐名。徐增《晦山和尚诗文集序》说：“晦山和尚，吴之娄东人。与吴祭酒生同邑，年相若，才名不相上下。午未之间，梅村联捷，廷试擢鼎甲，而和尚之名益著”。[87]三是以戒律精严为世所称，顺治二年（1645年），三昧律师曾命他校对《梵网经直解》，永为定本。[88]四是以著《禅门锻练说》闻名，《禅门锻练说》仿《孙子兵法》体裁，将内容分为十三篇，是晦山戒显阐述锻练禅众方法，整顿丛林弊病的精心之作。于中体现的丛林价值观念与禅学思想，与汉月三峰学说的宗旨是一致的。特别是晦山对怎样锻练禅众，指导禅修方面的分析和论证，比汉月更加系统化、逻辑化，对后世禅学影响深远。
（四） 三峰宗第四代至没落
从《五灯全书》、《正源略集》及相关资料看，三峰一派第四代以后就逐渐衰落了。第四代法嗣总数为九十五人，比第三代少了四十多位。[89]第五代法嗣突然降至三人，以后就再也找不到有关三峰门人的记载了。据长谷部幽蹊《明清佛教史研究序说·僧传要目一览》整理的资料看，其门人分布情况，至第四代，虽有法嗣扩展至山东、福建、广西和贵州一带，但在江浙一带的情形就大不如前，不仅在拥有寺院的数量上大大减少，而且前两代三峰门人所主持的名山大寺，此时已所剩不多了。[90]因为关于三峰宗第四代以后的资料非常笼统，他们在当时的实际影响力现在我们很难作一个全面的把握，但通过他们的法嗣人数、分布的地理范围和主持寺院的情况，还是可以大致地看到三峰一派的兴衰趋势。依上面两部古资料和长谷部幽蹊的研究成果考察，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从第四始，三峰一系尽管在法嗣数目上还是一个庞大的团体，但寻该系拥有的寺院看，其历来以江浙一带为势力基地的情形已基本瓦解。除在江西的传播有上升趋势外，在湖南、湖北的势力都远不如前。在法嗣中，除雨山思先后主持过维扬天宁、庐山镜湖、延会庆云、龙舒白云、白皋大觉、在峰清凉，影响比较大；湘雨纪阴著禅宗编年史《宗统编年》，此书从治史态度到治史方法到书中内容都有极大价值，对后人研究明清禅宗，乃至明清佛教史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外，其它法嗣基本上影响不大。
至于第五代，据《正源略集》记载，总共三人。《正源略集》的编者宝林达珍，生卒年是一七三七年至一七九○年，[91]雍正取缔三峰宗是一七三三年。[92]也就是说，宝林达珍是生活在三峰宗被取缔之后的人物，而且距离三峰宗消失不过几十年时间，要收集三峰宗资料并不是很难的事，所以作为僧史，达珍之《正源略集》对于三峰门人的记载应该是比较如实而可靠的。问题是，对于三峰宗人物的收录工作，达珍何以只做到第五代？查三峰门人之生卒年，据现有的资料最迟能查到第四代法嗣揆庵空的生卒年，为一六二三年至一六八九年。揆庵空是三峰宗第四代法嗣，逝世于一六八九年，那么我们按二十年为一代算，第五代的生活年代大概是在一七一○年左右，也有可能延伸到一七三三年雍正打击三峰宗的时候。[93]按以上时间推算限度的正常情况，此时的三峰宗，应该有第六代乃至第七代出现，最少也应该有第六代法嗣出现。那达珍的收录工作何以只做到第五代呢？这是一个很值得怀疑的大问题。一七三三年，雍正因阅览密云圆悟著作，看到密云辟汉月之语，遂对三峰一系生起反感。据其“上谕”，雍正不仅认为汉月对法嗣和师父的态度，是大逆不道，其禅法是“魔法”，汉月是“魔藏”，汉月子孙是“魔子魔孙”，而且还通过帝王特权，以各种方式打击并取缔三峰一派，“上谕”中雍正说道：
当日魔藏取悦士大夫为这保护，使师徒竞相逐块，遂引为种类，其徒至今散布人间不少。宗门衰坏，职此之由，朕今不加屏斥，魔法何时熄灭。著将藏内所有藏（汉月法藏）忍（谭吉弘忍）语录，并《五宗原》、《五宗救》等书，尽行板毁，僧徒不许私自收藏，有违旨隐匿者，发觉，以不敬律论。另将《五宗救》一书，逐条驳正，刻入藏内，使后世具正知见者，知其魔异，不起他疑。天童密云派下法藏一支，所有徒众，著直省督抚详细查明，尽削去支派，永不许复入祖庭。果能于他方参学，得正知见，别嗣他宗，方许秉拂。谕到之日，天下祖庭系法藏子孙开堂者，即撤其钟板，不许说法，地方官即择天童下别支承接方丈。[94]
可见，雍正对三峰宗的打击是相当严厉的。这时候，三峰宗第五代有可能存在，在世俗政权的干预下，三峰宗最终彻底消失，但也不能否定三峰宗第五代在一七一○年左右就死亡，而又没有第六代法嗣继承，三峰宗在雍正的打击前就已经自我消失了。三峰宗在一七三三年受雍正皇权直接打击后没落也好，还是在一七三三年前就没落也好，距汉月创立宗派都大约只有一百来年的时间。问题是，这明末清初盛行一时，几乎要垄断整个江南禅宗的三峰宗派，何以只住世一百来年就没落了呢？关于这个问题的探讨，很多人都认为雍正皇帝利用行政特别手段毁灭性的打击是三峰宗灭亡最关键的原因。真的是三峰宗灭亡最关键的原因吗？且看达珍之《正源略集》，对三峰法嗣最后记载是第五代，人数仅仅为三人，[95]相对《五灯全书》，我们不排除达珍的记载有过于简略的缺点。但从前面有关三峰宗衰落的分析，我们可以推测，最后几代三峰法嗣应该多不到哪里去。所以我们不能排除三峰宗到了第五代已经衰微到了苟延残喘、奄奄一息的极致状态。加上上面分析它没有第六代法嗣出现的疑问，我们更不得不怀疑，三峰宗在一七三三年之前就是否自我没落了呢？而且，一个宗派的屹立，门人的多少，并不是绝对的标志，更重要的是这个宗派是否有一些对佛教界有相当影响力的人物出现。我们知道，汉月一去世，传统的临济宗就开始排斥三峰一系，以至从第四始，三峰宗的江南基地已基本瓦解，三峰宗人才严重凋零，在佛教界已没有几个有多大影响了，后面的情况就更不用说了，以致达珍认为值得收录的最后一代仅为三人，或者是有所疏漏而只录三人，更或是三峰门徒本来就只剩下三人，达珍只好如实收录。从各个角度看，三峰宗到了一七三三年，其衰微得苟延残喘、奄奄一息已勿庸置疑。三峰宗在一七三三年之前是否早就荡然无存也是个大问题，假如是如此的话，那雍正利用特权对三峰宗的打击，对三峰宗来说到底有多少意义？三峰宗的灭亡，最关键的原因真的是来自雍正的皇权打击吗？三峰宗的最终没落是否真的与雍正有关呢？这都有待于新资料来证明。再说，雍正特好禅宗，对于禅门一系，算得上是博览群书。在禅宗历史上，特别是明末清初时期，禅宗面临最后的复兴，思想上的百家齐鸣、百花齐放在所难免，所以宗门内部对于法嗣的不同看法竞相而起，弟子异于师说，禅师见解不同于传统禅法的现象比比皆是，那雍正何以选中三峰一派作为封杀的对象？在中国历史上，宗教历来就是国家政权的一个敏感问题，雍正以帝王身份封杀三峰宗，有其目的，同样会考虑其社会后果，雍正选三峰一派作为封杀对象，是不是与三峰一系本身已经衰落有关呢？所有这些问题，笔者认为，都存在许多问号。由于三峰宗末后两三代的资料至今能找到的微乎其微，笔者对于其没落状况也无法作太细致的描述，但对于说三峰宗的灭亡，雍正的打击是不是关键原因？三峰宗是否在雍正实施打击之前就基本消失了？和关于雍正打击三峰宗原因的研究工作，笔者认为，要研究这几个课题，对于一七三三年前夕的三峰宗状况应该认真探讨和给予重新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