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时期，我国最著名的禅师当推曹洞系的万松行秀，他传曹洞清源一系之禅，嗣法磁州大明寺雪岩满禅师，为曹洞宗第十四代宗主，与当时江南的天童如净并称为曹洞宗二大宗匠。万松虽主禅学，但精通华严、推重净土。还是金代净土宗五大领袖之一。
一、出家净土寺
行秀，俗姓蔡，其父蔡真“多艺能，好佛法”(1)，因战乱频仍，生活无济，携家人四处漂泊。金皇统初(1141—1149)，“盘桓水” (2)，因喜好永年(今河北永年)风土，遂安家落户。行秀自幼受家庭熏陶，信仰佛教，“超然有出世志”(3)。十五岁时，他恳求出家为僧，父母见其志不可夺，就带他到邢州净土寺，礼赟公(赟允)为师。当时，金朝对出家僧侣要求甚严，禁止私度，凡出家者需由朝廷定额“试经度僧”，考试不合格将令还俗。这一制度表面视之似为限制佛教发展，其实对提高僧侣素质，纯洁僧侣队伍大有裨益。行秀出家也不例外。他入净土寺后，从公系统学习“五大部”(4)经典。不久，在有司举行的统一考试中，他匠心别具，“独献律赋”(5)而归。他的答卷令考官孙椿年大为叹服。孙想推荐他作官，并答应将其女许配给他，都被他一一拒绝。就这样，行秀由一首律赋顺利地通过了僧籍考试，成了一名朝廷承认的合格僧人。
二、得法雪岩满
行秀通过考试后，于第二年在净土寺受具足戒。受具不久，他感到机缘成熟，应当出去参访学习。当时北方以中都燕京佛教尤盛，梵刹林立，“禅伯甚多”(6)，“僧居佛寺冠于北方”。于是，他便选择中都为参学之地。他“挑囊抵燕”(7)后，先后参学于潭柘、庆寿、万寿三个中都最著名的禅寺。在万寿寺参学时，于胜默老人那里得益非浅。老人对他说：“学此道如锻金，滓秽不尽，精真不显，观君眉宇间大有物在，此物非一番寒彻不能放下，事后自见，不在老僧多言也。”(8)自此，“师益厉精猛至，寝食俱忘。”(9)拜别胜默后，他又继续参访。后行脚至磁州(今河北磁县)大明寺，谒雪岩满公。雪岩满是曹洞宗鹿门自觉一系第十三代法嗣，门庭高广，饮誉北国。他参满公时，与之“言相契”(10)，遂获准留寺修学。居二年，禅业大进，“尽其底蕴”(11)。满公识为“法器”，就将本派衣偈付之与他，并“勉以流通大法”(12)。行秀由是成为本派法脉第十四代宗主。
三、屡主名刹，两朝倾慕
行秀从大明寺得法后，声名大震，各地纷纷请他说法，做住持。邢州净土寺“尊宿闻之欣然，与众俱疏敦请”(13)。他念及在净土寺出家受戒之因缘，欣然应允。他于净土寺建“万松轩”接众自修，由此而有“万松”之号。金章宗时，他移锡中都，住持万寿寺(14)。从此便长期居燕京、弘演佛法。承安二年 (1197)，他应诏住持仰山栖隐寺(15)；旋又住持报恩寺(16)。元太宗二年(1230)，又奉诏复主万寿(17)。晚年，他退居报恩寺之从容庵，著书立说。最后示寂于燕。万寿、报恩、栖隐三寺是他在燕京弘法的主要道场。由于他的住持，这三座寺庙，尤其城内的万寿、报恩二寺佛事兴隆，香火旺盛，成为当时名刹。因此之故，他所弘扬的曹洞宗在燕京传播极盛，宗风大振，成为与以万寿寺为传播中心的临济宗并驾齐驱的禅宗名派。
行秀居燕几十年，精进不懈，举扬宗风；“门庭高广，四方尊之”(18)；“两河三晋之人皆饮师名”(19)。他门下弟子众多，得法弟子一百二十人，“束发执弟子礼者不可胜纪” (20)，其中以少室福裕、华严至温、报恩从伦、千松明德、和湛然居士从源五人最为著名，可谓行秀门下“五杰”。这五大弟子不仅道行高峻，佛学渊深，而且在元初的政治风云中亦有重要影响。福裕受忽必烈礼遇，总领天下释教 (21)；华严至温由其“少时相好”刘秉忠推荐，被忽必烈召至和林居三年，对朝廷“多有赞益”(22)；林泉从伦对本派禅学颇有研究，著有《空谷集》、《虚堂集》等多种禅学名著 (23)；湛然居士即耶律楚材，他“受显诀于万松”(24)，达三年，后入世度生，“以无为之教，化有为之士。”积极献身于维护先进的中原文化和人民的生命财产，是元初功勋卓著的政治家。这五人中前四位出家者是行秀禅师的正式传法弟子(法嗣)，但后来传承此宗法脉的只剩福裕一系(25)。
行秀禅师不仅为北方缁素推崇，还得到金朝和蒙古两朝统治者普遍崇重。金明昌四年 (1193)，金章宗敬仰他的道行，诏他“于内殿说法，章宗躬身迎礼”(26)，奉以锦绮大僧祗衣，皇宫贵戚后妃纷纷礼拜、各施珍财。金泰和六年(1206)，章宗在西山秋猎时，得到行秀献诗，甚为高兴，第二天便“临幸方丈”拜访他，并取其法名“行秀”，改西山“将军埚”为“独秀峰”(27)。蒙古灭金后，行秀又继续得到蒙古汗廷的礼遇。史载，蒙古大军围攻中都时，守城金军纷纷逃窜，城中百姓也去之大半。面对这一严峻势态，众弟子皆劝他南下避难，他坚决拒绝，并呵责弟子曰：“北方人独不知佛法乎?”(28)众弟子相继南遁，他仍留中都。城破后，蒙军士兵持刀撞进寺中，他毫不畏惧，率大众诵经故如。行秀这种为法忘躯的精神深深为蒙军将士折服。蒙军中有位“善知识”，钦佩其行，下令将士“持杖卫护”、“扶师登舆，得法祖刹”(29)。他因此而闻名蒙古朝野。元太宗二年(1230)，富阔台大汗赐佛牙一枚给他，并尊称他“万松老人”(30)。1236年，朝廷差札忽笃侍读，“选试经僧道”，令他主其事。这次活动旨在挽救“自国朝革命，沙门久废讲席，看读甚少”(31)的弊端，他与海云禅师合作，权巧周旋，终使那些目不识丁但道行良好的僧人无一落选。另外，据元僧邵元所撰《山东灵岩寺息庵禅师道行碑》记载，行秀禅师还被蒙古汗廷奉为国师。由上所述，行秀经历金蒙两个北方政权，皆能取得信任和礼遇，足见他道行之高、智慧之深、济世之巧妙。
四、博通诸宗，著述丰富
行秀为一代宗师，他在禅学理论上也有精深造诣。他博通诸宗，著述宏富，堪为曹洞中兴名匠。他的禅法，博采众长，圆融深邃，所谓“决择玄微，全曹洞之血脉；判断语缘，具云门之善巧；拈提公案，备临济之机锋。沩仰法眼之炉煹，兼而有之”(32)。参禅同时，他还广泛涉猎华严诸宗思想，“三阅藏教，恒业华严”(33)。他的研究汇集起来，凡有十余种之多。有《祖灯录》、《从容庵录》、《请益录》、《释氏新闻》、《辨宗说》、《观音道场》、《药师金轮》、《心经风鸣》、《鸣道集》、《禅悦法喜集》，以及他住持净土、洪济(报恩)、仰山、万寿诸寺语录多种。其中以《从容庵录》最为精辟。
《从容庵录》是行秀禅师评唱天童正觉《颂古百则》的禅学名著。书以斋室命名，从容庵是他晚年居所，在燕京报恩寺内。此录的每则公案皆由五部分组成。第一部为示众，是为公案所作的引子；第二部分是从正觉《颂古百则》上摘录下来的公案；第三部分是对公案的评唱；第四部分是从正觉《颂古百则》上摘录下来的颂古；第五部分是对颂古的评唱。此录的主旨在解释和擅发正觉《颂古百则》之精微，为此作者征引了大量佛学典故，因此，它对学人参究祖师心印，如来涅?妙心无疑极有帮助。他的弟子耶律楚材对此录评唱甚高，称赞说：“其片言支字，咸有指归，结款出眼，高冠古今，是为万世之模楷，非师范人天，权衡造化者，孰能于此哉！”(34)。此录之禅学地位，由此显见。
五、耶律楚材从他学禅
行秀禅师精参佛学，而又不囿于佛学。他同时广泛涉猎世间学问，“于孔老庄百家之学无不会通”(35)，尤精于儒释，儒学在他思想上占有重要位置。这些广博的学识为他弘扬佛法，济世度生提供了极大方便。正依于此，他使深受儒家思想熏染的耶律楚材由儒归佛，醉心佛道，潜心习禅，终成伟器。
耶律楚材(1190—1244)，契丹族人。为辽开国皇帝阿保机九世孙。金朝末年，入仕中都。为官不久，中都便被蒙军攻陷。楚材深受打击，他抱以归隐之心投向佛门。当他拜谒昔日旧交圣安寺澄公老和尚时，澄公自知年事已高，又不谙儒学，恐难胜任，就将他推荐给“儒释兼通”(36)的万松老人。
行秀欣然接收了他，为他取名“从源”，号“湛然”。世称“湛然居士”。行秀对楚材因机施教，循循善诱。楚材在其门下精进不懈，“杜绝人迹，屏斥家务，虽祁寒大暑，无日不参。” (37)经三年潜心习禅，楚材“大会其心”，“尽得其道”(38)。他不仅领悟了“其法忘生死，外身世，毁誉不能动，哀乐不能入”(39)的高深佛教谛理，同时还深得行秀禅法“机锋罔测，变化无穷，巍巍然若万仞峰莫可攀仰，滔滔然若万顷波莫能涯际，瞻之在前，忽焉在后”(40)的要旨。通过学禅，他的思想境界大大提高。他认为从前所学“皆块砾耳”(41)，“吾门显诀，何愧于《大学》之篇哉尸(42)这些参学所得启发楚材重新思考人生、面对社会，使他开始了新的人生履程。学禅三载后，他即应诏奔赴大漠，“扈从西征”，参与蒙古汗廷政治；不辞艰辛，忍辱负重，为维护中原先进文化，社会秩序及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为蒙古完成统一大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一个曾经对事业、人生心灰意冷的人，陡然有如此挺然丈夫之志，并作出出生入死、赴汤蹈火的举动，令人不可思议!今人疑惑，当时之人也甚为不解，楚材曾感慨地回答说：“汪洋法海涵养之力也尸(43)的确，这是博大精深的佛法涵养力量的作用；是佛教“自利利他，自行化他”，“不为自己求安乐、但为众生得解脱”的崇高理想的激励。行秀禅师是指点楚材接受佛教，领悟高深佛理的导师，功绩千古不没!
公元1218年，耶律楚材被成吉思汗召用，从此他便进入蒙古政治圈中，位极人臣。虽然国事繁忙，但他并未因此疏远其师，而是一直保持密切来往。楚材身处大漠时，虽远隔万水千山，仍与师书信不断。1224年，行秀将《从容庵录》寄到西域，他拜读后，不禁抚卷叹曰：“万松来西域矣尸(44)归燕后，与师往来更为频繁，曾将珍藏在承华殿的金代名琴“春雷”及名曲《种玉翁悲风》赠与行秀，并以此为题赋诗多首相赠(45)。师徒情笃由此可见一斑。
六、塔葬燕冀
诸行无常，万物有灭。1246年行秀禅师结束了他人世间的短暂停留，示寂于燕京。终年八十一岁。北方佛子顿失依怙，无任悲痛，为了表示对这位禅门宗师的怀念，纷纷起塔供奉。据史料记载，有两处供奉他身骨的塔已经得到确定：一处在北京，位于西城区西四南丁字街西，世称“万松老人塔”；一处在河北邢台，位于市西南古塔群中。遗憾的是邢台的行秀身骨塔已于文革中随塔群毁灭不复存在了。今天留下的唯北京西四的万松老人塔。
西四万松老人塔为八角九层密檐式砖塔，高约15米，密檐下不设斗拱，为叠涩封护檐.顶部是尖形筒瓦顶，最上有宝顶式塔刹。塔的结构基本保持了金元时密檐式塔的风格。此塔目前在一个东西长14米、南北宽7米的小院中，塔周围被民房和商店紧紧包围，旅游参观极不方便。
这座砖塔保留至今有一段曲折的历史。原来，行秀初葬于此时，并不为世人所知，湮没许久。直到明万历三十四年(1607)，有位叫东庵的僧人经过此地，发现门额上有“万松老人塔”六字，便拜倒大哭。随即，他在京城募捐，将塔从店主那里赎回重新修理，并终生守护于此(46)。此塔原为八角七级密檐式砖塔，清乾隆十八年再次修缮，将它增至九层(47)。塔身上所嵌“乾隆十八年(1753)岁次癸酉谷旦康亲王永恩奉敕重修”铭文，依然醒目可辨。民国十六年(1927)，叶恭绰等人又发起重修，新辟塔门，并于门额刻写“元万松老人塔”六个大字(48)。1950年叶恭绰等再次吁请政府修塔，修完后交北京市文物整理委员会管理。1986年西城区政府拨款维修砖塔，是此塔最后一次修缮。此塔现定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由西城区文物保管所负责保护。
附：《万松舍利塔塔铭》节略
屏山李仝撰文
行秀，号万松，姓蔡氏。河内解人也。父真落魄俊爽，多艺能，好佛法。皇统初，游四方，盘桓洺水，喜永年风物，因家焉。师生十有五年，恳求出家，父母不能夺，礼邢州净土赟公，业五大部。试于有司，在选者二百人，考官孙椿年置第七，老僧靖恩，忧不能出其右，师让之，独献律赋而归。椿年叹服，请冠之，而妻以子，师不从。明年，受具足戒，挑囊抵燕，历潭拓、庆寿，谒万寿，参胜默老人。复出见雪岩满公于磁州大明。公知法器，留之二年，言相契，径付衣钵送之，颂师印可，开户读书。净土尊宿闻之欣然，与众具疏敦请，师亦知缘至，遂就之。泰和六年，复受中都仰山栖隐禅寺请。是岁，道陵秋猎山下，驻骅东庄，师以诗进，上喜。翌日，临幸方丈，改将军埚为独秀峰，盖取师名，留题而去。十月，雪岩凶闻至，师将命驾，执事僧阻之，以大义必不可已。完颜之卿时在座，再拜叹服。八年，驻锡古冀。迨天兵南下，燕都不守，诸僧请师渡河，师曰：“北方人独不知佛法乎?”众竞遁去，师处围城，白刃及门立，率大众诵《楞严咒》，遇善知识，持杖卫护，咒毕而入，扶师登舆，得还祖刹。燕有豪族挟势，异端并起，师数面折之，杨墨气夺，然终为不喜者挤。至于坐狱，色笑如故，与众讲《金刚经》七日。俄风沙蔽天，大木斯拔，主者察狱得雪，避仇海上。无何，复主万寿。庚寅，御赐佛牙一，仍敕万松老焚香祝寿，重之不名也。后二年，六师振旅，师率僧道朝行宫，奉旨蠲徭免役，天下赖之。束发执弟子礼者不可胜纪。编《祖灯录》六十二卷，又净土、仰山、洪济、万寿、从容，请益等录及文集偈颂，《释氏新闻》、《药师金轮》、《观音道场》三本，《鸣道集辩说》、《心经风鸣》、《禅悦法喜集》并行于世。丙年四月五日，示疾。七日，书偈曰：“八十一年，更无一语，珍重诸人，不须我举。”侍者惊报，大众足甫及门而寂。
后记：
万松行秀禅师是金末元初北方佛教禅宗巨匠，于宗教、政治皆有极大影响。可是，一直未见专文介绍其生平。去年，笔者去邢台参加“纪念元代科学家郭守敬诞辰760周年”学术讨论会，结识与会当地民委于部于秋涛同志。于君学识广博，尤对邢台地方佛教颇有研究。因兴趣相投，多次与于君恳谈交流。于君不吝，告之以元初行秀禅师出家于邢台净土寺、塔葬于邢，《邢台县志》有其传记等消息，令我钦敬，惊喜不已! 回京后，即赴图书馆，果从民国版《邢台县志》卷七查得《〈万松老人舍利塔塔铭〉节略》。其传虽为《节略》，但所载行秀事迹系统、全面，足可补诸零星记载之不足。如关于行秀祖籍一事，诸书皆言“河内解”，本不为错，但据《节略》，则嫌不足。《节略》称其父于金皇统初徙居河北永年，从时间上推算，行秀出生与童年生活实际皆在永年。疏漏此处，则直接影响对其生平之全面考察。因为他实际出生与生活之地与他出家邢台净土寺有极密切关系。假若他出生并生活于河南沁阳，那至邢台出家就不太可能。诸如此类问题，从《节略》中皆能得到明了。为方便诸君，特勉为句读，附于文后，俾仁智共见，亦望补拙文之不足。是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