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禅风的一大变化，是抛弃“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传统，而专意于“不离文字”的“文字禅”。文字禅的突出表现，是各种“灯录”和“语录”的编纂问世。
“灯录”是禅宗创造的一种史论并重的文体，它以本宗的前后师承关系为经，以历代祖师阐述的思想为纬，发端于唐代的禅宗史书。
唐代有较高史料价值的禅宗史书，有以下几部：
《传法宝记》，由杜胐于713年撰成，是记载弘忍门下法如系的禅史；
《楞伽师资记》，由净觉于720年撰成，是记载北宗神秀系的禅史；
《历代法宝记》，775年撰成，是记载成都保唐宗的禅史；
《宝林传》，由智炬于801年撰成，是记载南宗慧能系的禅史.
五代后期在南方出现了《祖堂集》；该书由静、筠二禅师于952年撰成，是《景德传灯录》成书之前禅宗最重要的著作。
《祖堂集》二十卷，记载了从印度迦叶到中国唐末五代(最后为福先文僵)共二百五十六位禅宗祖师的主要事迹和问答语句，而以雪峰义存一系为基本线索。《祖堂集》的价值在于，它是早于《景德传灯录》半个多世纪完成的一部完整的禅宗著作，因而在史料等方面有它特殊的地位。可惜此书长期以来默默无闻，不知其本来面目。直至l912年，日本学者关野贞、小野玄妙等对朝鲜南部庆尚道陕川郡伽耶山海印寺所藏高丽版大藏经版本进行调查时，才从其藏外版中发现高丽高宗三十二年(1245)开雕的《祖堂集》二十卷的完整版本。在此之前，只是在契嵩自撰自注的《夹注辅教编》中，曾提到他见过《祖堂集》，此后人们便对它毫无所知了。二次大战后，日本花园大学复印了《祖堂集》的普及本；1972年，柳团圣山又在日本出版了它的影印本。
直接以“灯录”命名的禅宗著作，则始于宋代《景德传灯录》。一般认为，《祖堂集》在形成并流传一个多世纪后即消声匿迹，主要原因是由于《景德传灯录》的广泛传播。《景德传灯录》撰成不久，便受敕令编入《大藏经》，享受特殊荣誉和待遇。随着木版印刷术的发展，《景德传灯录》逐渐普及于僧俗两界，从而取代《祖堂集》的地位和影响。
《景德传灯录》为北宋禅僧道原(法眼宗清凉文益法孙)所著，共三十卷。“景德”，宋真宗年号(1004—1007)，标明该书撰成时代；因灯能照暗，禅宗谓以法传人，犹如传灯，故名“传灯录”。
全书记述了自过去佛至法眼文益法嗣的禅宗传法世系共五十二世一千七百零一人的问答语句。另外，附有语录者九百五十一人。其中，卷一、二记述过去七祖、西天二十七祖；卷三记东土五祖(达摩是西天二十八祖兼东土初祖)；卷四记东土四祖道信和五祖弘忍的旁出法系；卷五记慧能弟子青原行思的法嗣，包括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法系；此外是外宗“禅门达者”传、名禅师语录和赞颂诗文等。
就体裁和内容而言，“灯录”是记言体，它与“僧传”的记行(虽也记言，但以记行为主)不同。“灯录”又是一种特殊的“谱录体”，即按世次记载，这也与“僧传”的传记体不同。“灯录”只限于禅宗，不像“僧传”那样包罗各科。在《宝林传》、《祖堂集》未发现之前，《景德传灯录》是禅宗最早的一部完整史书，其史料价值远在《五灯会元》之上，为学术界研究禅宗思想的重要资料，成为必读之书。自上述两书于本世纪上半叶被发现，得知《景德传灯录》曾受它们的影响，多所取材。由于《景德传灯录》经文人杨亿、李维、王曙等润色，文字新鲜脱俗，读之颇有声色，所以历来受僧俗两界欢迎。在道原《景德传灯录》问世后，陆续又有四种“灯录”编成。它们是：
《天圣广灯录》三十卷，临济宗人李遵勖撰于仁宗天圣七年(1029)；
《建中靖国续灯录》三十卷，云门宗禅僧惟白撰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前；
《联灯会要》三十卷，临济宗禅僧悟明撰于孝宗淳熙十年(1183)；
《嘉泰普灯录》三十卷，云门宗禅僧正受撰于宁宗嘉泰年问(1201—1204)。
其中《天圣广灯录》的撰成距《景德传灯录》只有十余年，各宗世系无多出入，只是章次略作变动，所记人数及问答语句稍有扩充，故名“广”。《建中靖国续灯录》的撰成距《景德传灯录》将近百年，其书意在续道原之作，故名“续”；该书分正宗、对机、拈古、颂古、偈颂五门叙述，所载人物约一千七百有余。《联灯会要》上距《建中靖国续灯录》又有八十余年，编者之意在合北宋三种“灯录”为一书，而补八十余年来前者未收载的临济、云门二家禅师语录。《嘉泰普灯录》的撰成距《联灯会要》仅二十年，作者未曾见到《联灯会要》，因见《天圣广灯录》、《建中靖国续灯录》没有载录帝王、公卿、师尼、道俗，不具“普照”意义，故他不论僧俗，将北宋三灯未取的重要人物，全部收入。
《五灯会元》便是在上述“五灯”基础上删繁就简汇编而成，计二十卷。作者普济，系临济宗杨岐派禅僧，宗杲三世孙。
《五灯会元》由原“五灯”计一百五十卷缩为二十卷，卷帙减去原书七分之六强，而内容实际只减去原书二分之一左右，所以首先给人以简明扼要之感，对于只需略知禅宗大意者来说，是一部分量适中的入门书。
原来“五灯”各书以南岳、青原两大系分别叙述，以下不再分宗立派。但世系既久，支派繁衍，法嗣散布，大系难以统摄，所以《会元》改变结构，在南岳、青原下，复立宗派，明晰易查，方便读者。卷一，记七佛及东土六祖；卷二，记四、五、六祖法嗣及应化圣贤；卷三、四，记南岳怀让至五世；卷五、六，记青原行思至七世；卷七、八，记青原下二世至九世；卷九，记南岳三世至八世沩仰宗；卷十，记青原下八世至十二世法眼宗；卷十一、十二，记南岳下四世至十五世临济宗；卷十三、十四，记青原下四世至十五世曹洞宗；卷十五、十六，记青原下六世至十六世云门宗；卷十七、十八，记南岳下十一世至十七世黄龙派；卷十九、二十，记南岳下十一世至十七世杨岐派。纲目了然，十分便于僧俗披览。为此，自《五灯会元》问世，包括《景德传灯录》在内的前五种“灯录”，地位逐渐被它取代，成为流传最广的“灯录”。
《五灯会元》不仅为佛教僧侣(尤其是禅僧)提供了禅宗思想史的资料以及参禅得悟的方便途径，而且也扩大了一般文人士大夫的视野。由于书中文字语言透彻洒脱、新鲜活泼、简要精练，公案语录、问答对语趣味盎然、脱落世俗，所以深为僧俗所喜读一作为一种精神享受，元、明以后士大夫好禅者，几乎家藏其书。
但是，对于禅宗史研究而言，《五灯会元》自有它的缺陷：一是因删削颇多，所引原材料远不如《景德录》等完备；二是经过对各家“灯录”的反复文字润色，各据己意添加或删略，古代禅师们的原意多有改变，故它实际上已难以作为原始资料看待。质言之，《五灯会元》的学术价值无疑要低于《景德传灯录》。
受传统的影响，直至元、明、清各代，“灯录”之作绵延不断，至今可见到的尚有数十种之多。影响所及，儒家学者也纷纷仿其体裁而编撰著作，如朱熹的《伊洛渊源录》、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万斯同的《儒林宗派》等都属此类。
与“灯录”相联系的是“语录”。“语录”是禅门弟子对祖师言论的记录。唐代已有个别禅师语录的编纂，有的虽无语录之名，但已有语录之实，如六祖慧能的《坛经》，荷泽神会的《直了性坛语》、《南宗定是非论》(独孤沛集)、《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刘澄集)，黄檗希运的《传心法要》(裴休编集)；有的则直接以语录之名出现，如黄檗希运的《宛陵录》(裴休编集)，临济义玄的《临济录》(慧然编集)，中国传统的佛教义学，除少数自著的论典以外，大多通过对佛教译籍的繁琐注释来发挥思想。写论有相当的难度，注释更令人生厌。“语录”大多是即兴而出，或有针对性的言论，无须逻辑系统，却又生动丰满，极宜于摆脱经典依赖，充分表达个人的独立见解。
宋代，禅宗语录开始大量出现，致使依附于译籍的传统义学黯然失色。这些语录经过加工、补充、整理，逐步完善和系统化，从而出现象《古尊宿语录》这样的集大成之作。
《古尊宿语录》是古代禅师语录的辑本，共四十八卷，计收录自八世纪至十三世的三十六家语录。该语录在明版《大藏经》中初次入藏。语录的编集者是宋代禅僧赜藏主(“藏主”，禅寺职称之一，专管佛经图书)。当初仅收集得南泉下二十二家的“示众机语”，后人又渐次得云门、真净、佛眼、佛照等数家。至南宋末年，在女居士觉心的资助下，进行了重刻。重刻原因是因为它先曾“刊于闽中”，至时“版亦漫矣，两浙丛林得之惟艰”。
关于早先所得的二十二家语录，在《续藏经》中有日人道忠所编《福州鼓山寺〈古尊宿语录〉全部目录》，共列出二十家，他们是：南泉普愿、投子大同、睦州道踪、赵州从谂、南院慧颐、首山省念、叶县归省、神鼎洪谭、三交智嵩、石门蕴聪、法华全举、大愚守芝、云峰文悦、杨岐方会、道吾悟真、大随神照、子湖神力、鼓山神晏、洞山守初、智门光祚。《目录》说：“右总二十家，如《云卧纪谈》、《物初膦语》并云，赜藏主所搜二十二家：然则，此本少二。”所少哪二家，尚须考证。但可以肯定，自最先南泉下二十二家语录成型，至明版《大藏经》四一卜八卷全部刊出，是一个反复增补的过程。正因为如此，现存《古尊宿语录》在形式安排上极为紊乱，卷十二以下无规律可循。从体裁看，除语录外，它还收入了与此并不协调的“拈古”、“颂古”、“奏对录”之类。
但从内容看，《古尊宿语录》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它所收集的语录，多为《景德传灯录》所未曾记载的一在较早成立的五家(南岳怀让、马祖道一、百丈怀海、黄檗希运、临济义玄)语录中，希运的《传心法要》、《宛陵录》和义玄的《临济录》，在九世纪时都已完成，具有充分的叮靠性、因而这五家语录在该书中有着提纲挈领的作用。在全部四十八卷中，除洪州系南岳、马祖、百丈、黄檗四家三卷，云门宗云门、洞山、智门三家六卷，马祖别传南泉及南泉下子湖、赵州，百丈别传大随，黄檗别传睦州，石头下丹霞二传投子，雪峰下鼓山，计七家七卷外，其余三十二卷全部属于临济宗法系。
语录产生后，逐渐出现了对语录中公案语句进行注释的著作。先是临济宗的汾阳善昭禅师集古人机缘语句一百条，每条各用偈颂加以阐述，称之为“颂古”，实则是“禅门语录汇编”性质的著作。这样，从汾阳善昭开始．禅宗对文字的兴趣有增无减，在“文字禅”的道路上愈走愈远。“颂古”之风转相传播，日趋浮华，逐渐销融了丛林朴素、直捷、简炼的传统风格，以至不久即引起有识之士的批评。
善昭作“颂古”之后不久，云门宗的雪窦重显以云门思想为背景，也作“颂古”一百条。其后，临济宗杨岐派的圆悟克勤应张商英之请，以重显的《颂古百则》为基础，在颂前加“垂示”(纲要提示)，在颂中加“著注”(重点注解)，另加“评唱”(自己观点)，由其门人加以辑录，编成《碧岩录》十卷。
《碧岩录》以及同时代出现的各类禅师《语录》、各家禅系《灯录》，文字都很华美，所引禅师偈颂颇具诗意，耐人寻味。《碧岩录》是典型的文字禅，它的出现受到一般禅者的欢迎。据《禅林宝训》载，该书一问世，“于是新进后生，珍重其语，朝诵暮习，谓之至学”，故很快得以传播。
《碧岩录》以及同时代出现的各类禅师《语录》、各家禅系《灯录》，文字都很华美，所引禅师偈颂颇具诗意，耐人寻味。《碧岩录》是典型的文字禅，它的出现受到一般禅者的欢迎。据《禅林宝训》载，该书一问世，“于是新进后生，珍重其语，朝诵暮习，谓之至学”，故很快得以传播。
《碧岩录》对公案的解释和分析不乏创见，它使晦涩难参的公案变得简单易懂，所谓“剖决玄微，抉剔幽邃，显列祖之机用，开后学之心源”。但它毕竟不利于禅僧的顿悟实践，相反有害于禅的风格的发扬。禅的生命在于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在于与生活日用的结合。一旦陷入文字语言的纠葛之中，便失去它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宗旨而变得拘泥、僵化。《碧岩录》的诞生，完成了禅的公案语句的规范化、格式化、定型化，从而禅也就失去了它的活力，禅的活泼生命在文字语言的规范下被扼杀了。大慧宗杲有鉴于此，担心“学人泥于言旬”，将全部刻版毁掉，这是极有勇气的举动。但是这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久，《碧岩录》又被刊行并流传至今。
受《碧岩录》等的影响，南宋曹洞宗禅师投子义青等也作“颂古”，元代林泉从伦加以“评唱”，成为《空谷集》。南宋曹洞宗天童正觉也有“颂古”，由元初万松行秀加以“评唱”，名《从容录》。它们与《碧岩录》一起，广泛流行于丛林。
受《碧岩录》等的影响，南宋曹洞宗禅师投子义青等也作“颂古”，元代林泉从伦加以“评唱”，成为《空谷集》。南宋曹洞宗天童正觉也有“颂古”，由元初万松行秀加以“评唱”，名《从容录》。它们与《碧岩录》一起，广泛流行于丛林。